谁来守护粮食安全的底线

　　“民工荒”尚未平息，“农民荒”悄然而至——

　　□ 本报记者 解希民

　　“民工荒”尚未平息，“农民荒”悄然而至。农业部总经济师陈萌山在解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时指出，农村“谁来种地”、“谁来养猪”已成为绕不过的严峻问题。

　　 作为一个有着13亿人口需要养活的大国，“谁来种地”困局亟待破解，而且宜早不宜迟。

　　正在“老化”的村庄

　　 河北省丰宁县小坝子乡榔头沟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袖珍村”，全村只有40户人家，不足200人。由于该村夹在两山之间，处于风口，因此成为受风沙危害的重灾区。前些年，风沙让这里的人们吃尽了苦头，全村人均纯收入始终排徊在200—300元之间，靠国家和社会救济为生。

　　 近些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帮助下，丰宁县在治沙、治贫上采取了各种方法，通过扶贫资金、帮扶资金、生态资金等多项资金的扶持，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包括榔头沟村在内的风沙重灾区的贫困落后面貌。

　　 尽管如此，榔头沟村还是难以留住村民们外出打工的脚步。村委会主任吴希和告诉记者，全村近200人中，长年外出务工者就达120人左右，加上在外上学的孩子们，妇女也很少在家，家里的庄稼地就靠老人们“糊弄”着，“种一坡，收一车，打一簸箕，煮一锅”。榔头沟村由此成为正在“老化”的村庄。

　　 榔头沟村所在的小坝子乡辖6个行政村、44个自然村，共1532户、4779人，全乡总面积320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15人，人均耕地3.7亩。目前，全乡共有劳动力3089人，据初步统计，长年在外务工者达2000多人。

　　 其实，榔头沟村绝非个例。记者在河北省巨鹿县苏营乡苏二村采访时，村委会主任赵更申告诉记者，全村1700人，先后有800多人外出打工。

　　 据了解，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是当前“三农”问题的突出现象。农村人口外流在带动流入地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农业农村的发展带来了务农劳力缺乏的“农民荒”以及相应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家庭由于不能维持正常的粮食生产，雇人耕种成本又太高，造成相当一部分耕地耕作粗放、广种薄收，出现了隐性撂荒现象。

　　 村庄在不断“老化”的同时，数量也在逐年减少。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量从2005年至2009年逐年减少，分别为62.9万、62.4万、61.3万、60.4万、60万。平均计算，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也就是说，在中国，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

　　在家种田，不如外出挣钱

　　 　　弃田打工的背后，有着多重原因。种田收益率低便是其中之一，用农民的话说“在家种田，不如外出挣钱”。

　　 　　今年44岁的贾玉霞嫁到榔头沟村已经快20年了，尽管她与丈夫起早贪黑整天忙个不停，但日子过得还是很紧巴，现在家里唯一的电器就是电视，而且还是丈夫从北京打工时买回的旧电视。

　　 　 　贾玉霞告诉记者，大儿子今年20岁，14岁时就辍学了，到北京当了送奶工，每个月一两千块钱。贾玉霞家本有7亩多地，其中3亩退耕还林，剩下的4亩种上了玉米。每亩地最多能收五六百斤玉米，收入400多元。仅靠这几亩庄稼，“顶多够吃饭，没零花”。这几年，贾玉霞的丈夫到城里当了装卸工，一年能挣个万把块钱。

　　 与贾玉霞的家乡相距不足20公里的河北省丰宁县胡麻营乡大龙潭沟村情况大致类似。该村有167户、760人，仅长年在北京打工的就有260人。村党支部书记周长河告诉记者，前几年种水稻效益好、收入高，每亩能收入2500元钱。2007年实行“稻改旱”后种玉米，每亩最多能收入700元钱。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惠农促粮的政策措施，免除农业税，下拨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机购置补贴，使农民种粮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然而，随着物价上涨，生产成本上升，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又有所减弱。加之城市巨大的吸引力，使得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离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进城务工。

　　 记者调查发现，越是地处偏远、贫困落后的农村，农民外出的数量越多，农村“老化”现象越重；相反，越是地理位置优越、相对富裕的农村，农民外出者越少，但粮食生产在农业中也有越来越边缘化的趋势。

　　 “谁来种地”困局，表面上看是因为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但实质上还是种地赚钱少、种粮利润低，这是农村出现“农民荒”的根本原因。

　　如何破解“无人种粮”困局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突出科技创新，提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这有利于提升农业科技含量，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促进农民增产增收。但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教授看来，要破解“谁来种地”困局，有三条路可走：一是从娃娃抓起，通过在义务教育阶段中植入农业内容，培养对农业有兴趣的未来接班人；二是对目前义务教育之后的青年农民进行职业培训，培育更多的种田能手；三是通过优惠措施吸引部分进城人员返乡。

　　 郑风田说，目前我国的农村教育以“智识教育”为主，主要对象也是学龄阶段的农村青少年，教学内容以升大学为目的，而在河南等农业大省最终能够考上大学的不足20%。当前的农村教育，无论在目标、体系建设还是内容设计上，都存在强烈的“离农化”倾向。从教学内容看，“象牙塔中办学”的农村基础教育使得农村学生缺乏对农村的认同感，更不熟悉农业的基本知识；从教学形式来看，“就教育而教育”的封闭办学模式使得农村教育难以承担农村社区文化中心的重担。

　　 　 他建议，针对16岁以下的农村青少年，应该引入“双元制”教育理念，改革现有的农村义务教育模式和内容，纠正“离农化”倾向。可以在“智识教育”的课程之外，增设劳动技能课程，适当安排当地需要的劳动技能和技术教育。培育学生的职业兴趣，使得技能课程教育能够更好地贴近农村生产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使学生在结束义务教育之后能够有充分的准备选择未来的职业生涯，为其将来进一步的职业培训打下基础。此外，在课程设置上，应适当增加乡土教材尤其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的自编乡土教材，使得学生加深对农村、对家乡的认同感，培养一批立志农村经济发展的人才。

　　 “国外对义务教育之后的一些社区教育、双元制教育等理念值得借鉴。”郑风田分析说，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完成后，相应的农业知识与技能培训基本上是缺失的。仅有的培训也只是单向的，譬如如何让他们到城市去打工，这种单向的流动培训对农业发展很不利。所以针对16岁以上，脱离义务教育阶段又未能顺利升学的农村青少年，应该建立完善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做到“无缝衔接”。针对正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老、中、青年农民，应以社区教育为基础，根据不同的职业需求，分别提供各种培训和教育服务。

　　 郑风田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农村基本上成为“抽水机”，大量农村优秀青年通过上大学、参军、打工等形式离开农村，使城乡之间的经济“剪刀差”变成人力资源“剪刀差”。因此，国家应该制定一些优惠政策，吸引有志从事农业的青年返乡，重新构建双重循环回路，培养一批种田能手，并且给予一定的荣誉与奖励，以此来吸引更多的人留在农村，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