咫尺天涯隔京津：最具中国特色的双城记

　　刘玉海

　　 30分钟，这是从北京南站到天津站的动车距离。

　　 作为华北地区最重要的两个城市，他们近在咫尺。如果这两个城市之间能密切合作，不仅可以成为这一地区最为耀眼的双子星座，也将使该地区跻身中国最有竞争力地区之一，甚至能够有实力参与全球区域竞争。

　　 但是只要深入市井生活，你会对横亘在两城百姓心中如隔天涯般的遥远距离深有体味。从出租车司机的轻蔑语气中、从市井小民不服气的眼神中、从两地球迷火爆的冲突中……你能深刻的体味到这一点。

　　 咫尺天涯隔京津。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双城记。

　　 实际上，不止京津之间，在广深之间、成渝之间、昌九之间、合芜之间、郑洛之间，都能多少嗅出远超竞合的复杂关系的味道。

　　 本来最应密切合作的京津之间，何以会变得一度水火不容乃至公开火爆对抗？造就两城市民之间巨大心理鸿沟乃至中国特色双城记复杂关系的根源又是什么？

　　 半小时车程：半个世纪距离

　　 作为华北地区最重要的两个城市，京津本来最应密切合作——这不但涉及各自城市发展的成败，也将直接影响地区整体竞争力提升。

　　 从京津两城各自的发展来看：自古以来天津就是首都北京的海上门户，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拥有两千万常住人口，并希望跻身世界城市之列的北京更无法离开这一门户；同时，日益为“大城市病”所苦恼的北京要想摆脱困境、疏解城市功能，同样需要从区域角度着眼、同样离不开天津。而天津的发展，从来都是随政治周期的变动而沉浮起落——那意味着融洽的京津关系必不可少。

　　 从整个中国经济布局的平衡来看：改革开放初，中国南北方经济实力基本相当，但随着珠三角、长三角的相继崛起，经济重心持续南移，南重北轻的经济格局日渐加剧。而这其中的关键是以京津为核心的京津唐地区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分量的持续下降。根据天津市规划局原副总工程师穆学明的研究，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京津唐地区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至1990年降至114；原来根本无法与京津冀地区相比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到本世纪初远远超越京津冀。

　　 如果京津能携手发展，其不仅能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经济第三极，亦足以有实力加入全球区域竞争的牌局。

　　 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发达国家的首都与临近外港的大城市组合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带动了周围区域经济大发展。如：阿姆斯特丹—海牙城市群、东京—横滨城市带、汉城—仁川城市带等。

　　 单从城市交通枢纽建设而言，如果京津资源可以打破壁垒、充分互动起来，首都地区将可以构建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规模和最高效的全球性综合交通物流枢纽，航空、港口、铁路、公路与城市高效互动，辐射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势必使这一地区成为全球城市格局和城市群格局都最具影响力的地区之一。

　　 对于京津两地最应协调发展，无论是官员的讲话、学者的呼吁还是民间舆论的鼓吹，都呈现出清晰的共识。但恰恰是这两个最应密切合作的城市，却偏偏缺乏合作，反而上演了最具中国特色的双城记——暗战。

　　 京津暗战：最具中国特色的双城记

　　 2003年开始，中国舆论，尤其是天津方面出现对河北港口建设的集中讨伐，称“饿着肚子搞跃进”，造成吞吐能力闲置和资源浪费。其中，天津严厉指责京唐港项目不该上马。

　　 这场看似是津冀交锋的舆论战背后，其实是京津两城的博弈。因为京津关系的微妙，天津利用港口优势杯葛北京进出口货物，而北京转而通过与唐山携手建设京唐港来反击天津。

　　 这是京津之间利用各自优势进行博弈的最典型事件。其背后是两座城市发展中的畸形竞争。

　　 晚清以来，天津一直都是中国北方经济中心。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在解放前，天津是工业发达的海港城市，并形成了以轻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格局。但新中国成立后，北京迅速拾起了经济功能，一度大力发展重工业，致力于建设“经济中心和强大的工业基地”。

　　 从1970年开始，中国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提出在各地建立自成体系的工业经济。从来没有石油和铁矿石资源的北京，相继投巨资建立了燕山石化、石景山钢铁厂、东方红炼油厂等一系列大项目。到改革开放前，北京的重工业产值一度高达63.7％，仅次于重工业城市沈阳。这直接与邻近的传统工业城市天津同构发展，导致天津的衰退。

　　 由于两城之间产业的同构发展，彼此为争夺资源而迎头相撞也就必不可免。

　　 1990年代，当时的国家计委拟在京津地区兴建一个30万吨的乙烯生产基础。面对这个“大项目”，京津两市展开争夺，各不相让。最终国家计委来了个各不得罪，批准两市各建一个15万吨的项目——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只有在60万吨以上，才可能有效益——结果谁也没有效益。

　　 这种激烈的争夺，直接将两个城市逼成互为敌人的关系，并最终影响到两个城市市民之间的情感认同——这从京津足球球迷对立之激烈即可看出。

　　 虽然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一直为国人的骂声所淹没，但只要是北京国安对阵天津球队的比赛，都是一年联赛中上座率最高的比赛之一——不仅是因为场上的对抗，也包括场外球迷间弥漫的火药味。从1995年以来，京津之间从球迷对骂到打群架，再到烧毁汽车的烈性冲突事件，一直持续发生。

　　 对立根源：计划经济与区域竞争主义

　　 实际上，在京津600年的关系史上，大多数时候两城之间相安无事、配合默契。

　　 历史上，天津长期作为北京的“卫城”角色而存在。即便是晚晴时期，京津关系发生颠覆性巨变——天津一跃超过京师成为北方最大城市，北京也坦然接受了自身的相对衰落，两城由共生到生出罅隙始于计划经济时代。

　　 解放后，北京取代天津重新崛起为北方经济中心，上演两城关系大逆转。这种逆转对两城关系造成的影响在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的情况下尚不明显，到改革开放后以GDP为中心的地方竞争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便突出的表现出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央不再赞成北京将自身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而天津持续衰落却觊觎北方经济中心地位的情况下，两座城市心理上的对立日益显性化。

　　 由于计划经济依靠行政力量决定城市定位和资源配置，使天津从心底里对北京的繁荣、对北京作为事实上的北方经济中心的不服气。在天津人看来，北京在解放后的繁荣完全是依靠国家调拨资源用政治权力一手打造出来，而非凭借自身能力——潜台词很明显，如果天津能拥有北京获得的那些支持，同样可以繁荣起来。

　　 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研究中心主任李铁则认为，不仅是京津之间，中国各个行政区之间都是竞争关系。“这是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的地方”。

　　 学术界曾对京津之间这种关系的成因进行过深入分析：一是观念和心态——京津是中央直辖市，发展水平高，长期以“不跟你玩”的心态自居；二是行政主导型经济，存在各种行政性限制，产业调整没有跳出行政区划界线；三是要素市场发育滞后，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不畅，区域合作还没有上升到产业融合的高度和层次；四是国有企业比重大，市场化进程缓慢，民营经济薄弱；五是产业配套能力差——如北京电子产业规模大，但配套基地大都选在广东，因周边的配套能力远不如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