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忧心如焚正是重建传统的契机

　　不同于西方基于长期战略提出的“软实力”，杜维明认为，中国的文化重建，需要立足于当下人人心中的担忧。这是“文化自觉”，也是传统重建的契机

　　文 | 李岷   编辑 | 蔡钰

　　2010年在自己的哈佛大学退休报告会上，教授杜维明被学者王德威打趣地告诫：“小心被harmonized”。打趣的典故是，杜维明退休后的计划是返回中国，在北京大学的高等人文研究院任职，传播他所推崇的现代新儒家思想。

　　他称自己为“一个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关注传统文化如何与中国现代化接轨。1980年代起，杜维明便是中国文化学术圈里的红人。当时，思想解放、中西碰撞是中国社会具有时代特征的深刻景观，杜维明携着他对儒学现代化的研究往返于中美之间，为很多人卸下思想上的负担与误解，启发了人们对西方、儒家、传统的再思考。进入1990年代后，中国一头扎入经济建设，除了商人与商业，其他人士在其它方面的诸多诉求与幻想皆主动被动破灭，类似杜维明的人与声音，似也一度淡出中国。但，没有精神依托的人与社会，终将惶惶如丧家之犬。20年过去，中国社会又到了一个必须盘整文化、在精神上再度出发的时候。

　　今年将满72岁的杜维明，看上去只有五六十岁的年纪，现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长江商学院名誉教授、长江人文委员会主席。

　　中国经济的发展全世界有目共睹，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似乎又充满怨气，你作为一个外部观察者与文化学者，怎么看中国当下内外面临的一些困境？

　　杜维明：中国外部环境有陷入孤立的趋势，让我们感到忧心如焚。特别是美国，几乎对中国形成围堵。有些问题是中国自己造成的。举个例子，据我了解，5年、10年前的日本民众对于中国，80%的认同是正面的；后来出了毒饺子问题，自那之后，日本人对中国的认同率就下降，现在到了29%。而日本对美国的信赖度超过89%。假如我是一个日本领袖，我不会向中国倾斜，因为民意对中美两国的认同差距太大了。

　　美国现在不仅进入东盟，还加了一个澳大利亚。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不太相信“围堵”是美国长远的策略，这背后可能有它竞选的原因，有共和党、劳工、金融风暴压力问题，它自己内部是千疮百孔。美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如亨廷顿说，它一直要找到一个敌人(来对标)。在“二战”时，敌人很明显，二战后，一开始是俄国，后来是日本，现在则是中国。亨廷顿说美国有近忧与远虑，近忧就是伊斯兰文化，远虑就是儒家文化圈，以中国为首，东亚包括在内。我怀疑美国现在的外交受亨廷顿影响。

　　内部最大的问题，是这个社会的诚信底线守不住，这恰恰是传统文化没有起作用，有人说这是两千年的专制所致，完全是瞎说！你看现在从北京到南方任何一个城市，每个地方都贴着劝人为善、有道德、要和谐的标语，这说明什么呢？

　　两千年文化的流失，是怎么发生的？

　　杜维明：传统的崩溃是慢慢来的。鸦片战争以后，先是军事的崩溃，接着到工业、到政治组织、再到社会风气，最后一道防线是文化认同。标志事件就是“五四”。今天小学生谁不知道鲁迅，不知道阿Q？但有谁知道王阳明和朱熹？“五四”之后，一部分中国人把中国最糟粕的东西与西方最精华的东西相比。但我对这些人不仅不批判，反而认为他们做了很大贡献，因为这些人是强烈的爱国主义，另外它是有策略的。它的策略是让中国人为了救国，必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兴起靠的就是这个力量。“五四”时没人知道马克思，只知道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经验论，讲的是自由与人权，科学与民主，后来为什么在那么短时间内，大家突然都认同马克思？因为前苏联的革命成功。苏联革命成功似乎意味着：那是最先进的西方思想，又是最反西方的思想，前者满足了我们对传统的反叛，后者满足了我们打倒帝国主义的愿望。但当时对传统的心态不对。

　　人们说“改革开放30年”，我不太接受这说法，我认为真正的经济发展，是在1992年以后、邓小平南巡以后。前面十多年的改革逐渐形成极端的西化。

　　所以你认为最近一百多年来国人对传统的无视与反叛，是当下我们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杜维明：这么说吧，中国一百多年来，“救亡图存”动力非常大，从老百姓到政府，都是这样。在“文革”的时候，大家把这股劲全放在政治上。改革开放后，上上下下全部力量又放在经济上，一切向钱看。市场在很短时间内起来。你去北京大学，要间教室做什么，都要收费，在国际上有这样的吗？美国是商业社会，但哈佛哪个教室都可以借。传统汉语里的“经济”是经世济民，现在变成economics。就算创造economics这门学科的主人——亚当·斯密——有人到他的墓地，他给自己的评语是“这里埋葬的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他引以为豪的是自己创建了一个道德哲学，而不是经济学。

　　中国在向外学的时候，出了几个大问题。第一个是心情太急迫，通过尽量贬低儒家向西方学习，彻底要摧毁儒家所谓的封建传统，把儒家糟蹋成“阿Q祥林嫂小农经济封建家族加权威政治”，西方就是自由民主人权，好得不得了。这对西方完全是过分的夸赞。我1962年到美国时，黑白种族问题其实都没解决。再一个问题是，斗争哲学延续下来，导致我们今天不是一个祥和的社会。我在路上跟人说“您好”，他会觉得很紧张。儒家要求的温良恭俭让品质，现在大家都觉得这不健康；说谁是一个好人，他马上反应“你不要骂我”。一个民族本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结果鸦片战争后，每十年都迎来变化，这个频率太高，以至于传统文明最终崩溃。

　　你对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里存在发展的信心何来？

　　杜维明：上面说到亨廷顿。我跟亨廷顿很熟，他快去世时我们还在一起讨论，他说如果文明有所冲突，那么对话有所必要。这是我跟他的共识。亨廷顿说，儒家可能有权威主义倾向，这毫无疑问，但儒家其实有强烈的民本思想，如果外在条件有所改变，儒家社会走向民主，也有可能，这跟基督教社会走向民主没有差别。儒家的人格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里，远远要比在一个专制权威社会里发展得要好。因为儒家讲“人的全面发展”，如果人全面发展，就需要自由、理性、法治、人权、隐私权与个人尊严。儒家本身有很多丰厚的价值，西方价值体系反而对一些东西是照顾不够的。现在开始，整个美国的制度和价值取向都在改，对很多事情都在Re-thinking，觉得核心价值还不够。

　　目前来看，重建传统的可能性有多大？

　　杜维明：很大。燃眉之急的问题就是发展文化。我不喜欢“软实力”这个词，我宁可说“文化的魅力”。软实力这词是西方提出来的，是它们深刻、长期的战略考虑，并不只是好莱坞，不止麦当娜，不止硅谷，不是那么简单。内地现在一个学术项目，50万元人民币，三年，那么多人分，高兴得不得了。美国的学术研究投入，说出来吓人，随便一个什么项目，初期先给20万美金。德国一个汉学项目，六年，拨款1000万欧元。这是人家在发展它的文化魅力。而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花成千万的钱在纽约广场搞一个标语、找游说公司通过媒体发表几篇文章，自认为在建设“软实力”，这是无知。

　　我之所以说重建可能性很大，是因为中国现在有了“文化自觉”。如果大家不忧心如焚，肯定完蛋，现在人人都忧心，这就是契机。现在有没有人说儒家要打倒？以前只有少数精英说不能打倒。1985年我在北大讲儒家哲学，当时有兴趣的人很多，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认同，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后来有人告诉我，在我之前，只有梁漱溟在这讲过这课，而那是1923年，所以你看从1923年到1985年，断了这么多年。

　　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呢？就是政府、媒体、企业、学术各方面融合，慢慢形成一个机制，在政策出台之前就对政策进行讨论。有两条路通向民主：一个是选举和轮流坐庄，熊彼得与亨廷顿都是这么来理解民主；另外一个叫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如果政府能对大家的讨论与观点做出回应，这也可以通往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