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自行车找不回城市的尊严

　　□ 舒圣祥

　　日本骑车环球旅行者河源启一郎在武汉弄丢了自行车，武汉警方经过3天侦查，将被盗自行车连夜“完璧归赵”。这样一件原本“很正面”的事情，却引发了一场关于“选择性执法”的公共大讨论。连《人民日报》都发表评论称，这位国际人士享受了一把ＶＩＰ待遇，但显然不是所有普通市民和游客都有此殊遇。一辆自行车捍卫不了城市的尊严，当中国的“张源”、“李源”们也都能获得如此“捍卫”时，我们的城市和国家，才拥有真正的体面。

　　要是我的自行车被偷了，警方能这么快破案吗？警方会否根本不予立案，即使立案了也懒得侦查呢？——面对武汉警方对日本游客丢失自行车的神速破案，每个公民都难免要做这样的自问。现实经验告诉我们，每个丢东西的人都要享受到日本游客河源那样的破案待遇，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人们不难得出这是警方“选择性执法”的推论。虽然武汉警方回应称，并不是日本游客丢车了，警方才重视，只要所涉案件达到刑事立案标准，警方都会立案。但这样的回应无疑是苍白的，因为即使有普通市民享受过此等待遇，怕也不会出来作见证。

　　我并不怀疑警方确曾对此案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就像当年钟南山院士被飞车党抢走电脑，曾在领导批示下“成立级别很高的专案组”，进而十天神速破案一样。问题在于，警方对该案投入更多关注，是否确有不妥？为什么我们不反过来想想：若是普通公众丢了辆自行车，媒体会报道吗？公众会关注吗？会被放大到关系武汉的国际形象，放大到与世界其他地区道德水准作比吗？当然不会！媒体和公众之所以关注这个小案，正是因为其日本游客以及骑车环游世界慈善者的身份，难道不是吗？

　　准许公众和媒体无限放大一起自行车失窃的小案，并将其放大到城市尊严甚至国家形象的层面——人家骑车环游世界，车子怎么就在我们这里被偷了？——却唯独不允许警方和我们一样关注此案，并迅速侦破这样一起因为有市民提供线索所以并不难侦破的案件？当河源启一郎感叹“整个城市都在为我寻找自行车”时，如果警方的行动并不得力，我们是否又会有另一种说法？比如：一辆自行车都找不回来，城市还有何尊严？于是乎，警方破不了案，我们会骂其无能；警方快速破了案，我们又骂其“选择性执法”——我们这种两头堵的习惯性质疑，是否果真足够理性？

　　不可能人人都享受到“警方迅速侦破”的待遇，这当然是一个现实；正如不可能人人都享受到丢东西后被全民关注，进而整个城市都帮他寻找的待遇一样。我们将一起丢车小案上升到“捍卫城市尊严”的高度来过度阐释，本身就是不自信的表现；与此同时，其实也是在助推我们现在所批评的“选择性执法”现象——我们能人为将一起普通的案件抬高到那样的程度，警方不“选择性执法”能行吗？

　　当然，公安部门面对市民失物报案的服务态度和破案水平的确有待提升，因此面对“选择性执法”的公众指责，武汉警方也没有必要感到委屈，而是应该借此事件更多倾听人们的诉求和不满，认真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和服务水准。若是服务态度向来很好，破案水平向来很高，“选择性执法”的质疑大概也不会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