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阀毁灭资本主义（二）

周建军 2012-02-24 00:42:48  

　　在韩国，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特别是经历1990年代民主化转型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之后，政府和财阀之间的力量平衡被打破了。财阀作为市场力量越来越不受政府的管治，也越来越对它们的行为不负责任。政府的自主性也受到了来自市场力量的极大挑战。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也引发了多起经济或社会危机。

　　“所有者掠夺”

　　为了获得利益，财阀挑战作为资本主义规则的“有限责任制度”等，利用作为大股东的有限责任地位（特别是前文提到的高额交叉持股等）和在韩国经济中的巨大份额，财阀寻求利益而逃避责任，对内以大欺小、掠夺或剥削小股东的财产，对外转移风险、贻害国家和社会大众。

　　乔治·阿克洛夫和保罗·罗默曾经证明了所有者可能为获利而破产，不惜导致社会损失。他们指出“当所有权是集中的且管理者被所有者牢牢控制时，违规策略是较容易实施的。当所有权广泛分散且管理者的利益（他们想保住工作和名声）和所有者的利益（如果管理者假公济私的话，所有者就会捞更多的钱）存在严重冲突时，违规策略也是存在的。”

　　在韩国，财阀的交叉持股率接近50%。为了获得利益，作为控股股东的财阀，利用其控股所有权和内部操作，做了大量剥削公司财产、侵犯小股东利益的事情。例如，通过人为的转移定价，财阀头目可以轻易地将利润从一个公司转移到另一个他本人有大量股份的关联公司。甚至，财阀头目也可以通过研究开发、广告开支、各种基金会和其他名义，轻松地转移财产给他们自己。

　　流行的委托代理理论强调了代理人可能的卸责和掏空所有者拥有的企业（特别是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企业）的可能性。事实上，在韩国财阀的案例中，因为“所有权是集中的且管理者被所有者牢牢控制”，财阀头目扮演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双重角色，身为委托人，财阀自己也参与了卸责和掏空企业的行动。

　　韩国财阀的案例也启示我们：委托代理问题变相存在于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任何企业，既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私有企业；而所有者参与掠夺企业的总资产，是对传统委托代理理论的新挑战；代理人会卸责，委托人也会卸责。根据大量有关控股股东和公司价值的实证研究，控股股东所有权份额的上升将导致公司价值的下降。

　　“大而不倒”

　　除了上述所有者掠夺行为外，基于其在韩国经济中的巨大份额，韩国财阀采用“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的策略去社会化其风险。通常，软预算约束问题被作为一个大问题去批评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国有企业。但是，由于财阀在韩国经济中的巨大份额，财阀“大而不倒”的策略导致了同样的后果，外部性社会化，正如软预算约束。在金融危机的1997年，包括三星、现代、LG、大宇、SK等韩国前30家财阀企业的平均负债率达到了521.5%。甚至一些财阀企业的负债率达到了近4，000%。这也几乎被视为是世界经济体中最高的负债率。为了拯救受资本主义影响的金融危机，韩国政府和普通民众都捐献了大量的资产：仅韩国政府支出就达168万亿韩币，其中仅87万亿韩币在金融危机后被收回；而韩国民众为此开展“攒金运动”，捐献的各种金银首饰价值就达22亿美金之多。韩国的案例充分表明了软预算约束现象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广泛存在，这也正如处于困境中的“美利坚社会主义共和国”。

　　类似韩国的情形，在近来关于美国金融危机的讨论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就承认，由于美国银行相信“大而不倒”，相信政府将不会让它们倒闭，而导致事实上的软预算约束发生。的确，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提供了数千亿美金去拯救那些濒临破产的私人银行和企业，即使这些企业浪费了很多政府的钱。例如，即使AIG正在接受美国政府援助，73个AIG高管每人得到了100多万美金的分红甚至更多。因此美国学者鲁里埃尔·鲁比尼说，由于对这些破产企业的拯救，美国正在变成一个美利坚社会主义共和国（United Socialist State Republic of America），这个“社会主义”美国的利润私有化给了个人，而损失社会化给了整个社会。韩国财阀也同样“将伴随企业的风险转嫁给政府和公众，而成功时候卷走其全部的利润”。

　　此外，韩国财阀作为市场竞争，尤其是同业竞争中的庞然大物，给同行业的中小企业带来了挑战和压力。尽管关于此一问题，韩国学界有很多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财阀的存在符合规模经济原则；从组织生产的角度看，财阀是一种有效的组织。有学者则对财阀的垄断等问题深表疑义，认为现有的财阀体制抑制了市场经济的竞争活力和创新。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还指出，相比垄断的国有企业，垄断的私有企业可能更加不受约束。虽然这仍旧是一个有待后续研究检验的问题，但是，种种争论也显示出财阀体制下的韩国经济的矛盾和困境。

　　许多经济社会矛盾来自于以财阀为中心的快速经济增长过程。这种财阀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成为了导致韩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力量。关于财阀在韩国的巨大势力，一位韩国本土经济学家，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财阀研究著作中作了如下表述：“财阀，作为过去（韩国）发展型政府的最大受益者，（现在）变成了政府权力最大的反对者。财阀变得非常强大以致它们可以影响政客和官僚去根据它们的偏好来修改管治。任何能影响财阀现状的改革都被锁定，任何能妨碍财阀利益的规则都被（财阀）以取消管治和经济自由化的理由来反对。当政府的精英阶层将他们的利益与资本家们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国家就丧失了自主性。有效运作的治理体系的缺失使得财阀完全对它们的责任不负责任”。

　　（作者毕业于韩国成均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