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向右：灵活劳工市场提振经济

　　张涵

　　 当地时间2月23日，意大利劳工福利部将与意工业联合会和最大的工会CGIL继续就修订劳工法进行谈判，修订后的劳工法可能长期改变意大利乃至欧洲的经济前景。

　　 蒙蒂政府去年上台以来一直致力于改革意大利僵化的劳工市场，积极促成劳工领域两大利益团体——代表雇主的工业联合会与有600万劳工会员的总工会进行谈判。

　　 谈判试图推动放宽劳工市场的诸多限制，其中最根本而敏感的是劳工法第18条，该条规定企业不得随便解雇员工。政府相信废除这项已实行了40年的制度可以极大地增加劳工市场灵活性，促进经济复苏；而工会相信这极大损坏了劳工权益并在2月多次组织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

　　 然而，在市场对蒙蒂政府是否有能力改变结构、振兴经济虎视眈眈的情况下，留给各方利益代表谈判的时间并不多。意大利总理蒙蒂在2月初就表示，即便无法获得工会组织和雇主的支持，政府仍将在几周内通过该改革方案。

　　 与意大利相似，致力于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改革正在一些欧洲国家艰难展开。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在内的一系列欧洲国家正在对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利传统发起新一轮的挑战。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向本报记者表示，此次的欧债危机会像1970年代末的石油危机一样，迫使欧洲打破其原有的劳工福利制度，进一步放松劳工市场，给予危机中的欧洲各国带来经济增长。

　　 “改革会很艰难，但已经在路上。”刘胜军表示。

　　 劳工改革促产业竞争力

　　 事实上，欧洲的劳工福利制度早在1970年代就经受一波改革。当时的石油危机迫使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国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为代表，削减福利、鼓励竞争，终于在1980年代重新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

　　 而此次缠绵持久的欧债危机又一次触动了劳工这一核心的经济制度。

　　 刘胜军认为，此轮欧债危机体现的问题比石油危机更加本质和长期，那是欧洲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性下降。中国制造在入世十年中以低廉的人力、环境成本给全球经济体系造成巨大冲击，使工会系统完善、劳工福利健全、失业救济水平高的许多欧洲国家陷入增长乏力境地。

　　 “为提升竞争力，南欧国家要么实行货币贬值，要么降低劳动力成本。”刘胜军表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陈志敏表示，福利政策并不一定直接导致竞争力下降，如北欧的社会福利保障注重教育体系保护，反而推动其知识经济的竞争力，而南欧重享受不愿工作的文化传统及法律缺陷使高福利措施对经济反作用凸显，以致不得不变革。

　　 刘胜军认为，比降低劳动成本更深远的是提升欧洲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与美国多元移民社会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不同，相对固定僵化的欧洲更应提供劳动市场的流动性来鼓励竞争和创新。

　　 目前，越来越多的欧洲领导人意识到降低社会福利、搞活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性。

　　 新年伊始，先是法国总统萨科齐不惜在大选前夕进行政治豪赌，1月29日提出一系列“德国式”劳工改革，试图增加法国人引以为豪的固定每周35小时工作时长。2月10日，西班牙拉霍伊政府更是推出紧急劳工市场法案，旨在采取灵活的工作合同促进就业，允许降低解雇赔偿金。

　　 政治阻力重重

　　 不过，改革声刚起，抗议就延绵不绝。上周末，西班牙工会在全国57个城镇组织超过100万人的大型游行，抗议政府推出的劳工市场改革方案。

　　 而法国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支持继续增加福利的社会党前第一书记弗朗索瓦·奥朗德在民意测验中始终高居榜首，远超过改革派萨科齐。

　　 欧洲的右翼政治精英无数次试图开放僵化的劳动市场，但改革努力却总是被激进的民意与强大的工会力量阻挡。

　　 19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意大利中左联盟政府官员丹托纳和马克·比亚吉因起草扩大劳动力市场弹性的改革方案遇刺。而2006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已颁布的旨在增加年轻人就业权利的新劳工法案在强烈的游行中被迫收回。

　　 改革的政治代价也是巨大的，虽然施罗德在2003年进行的长期结构性改革奠定了德国今日经济竞争力强盛的基础，但积起的民怨使得其在下届的选举中失利。

　　 陈志敏认为，改革涉及到复杂的利益纠纷，政治上的几种后果包括可能出现的党派间冲突加剧，矛盾爆发；或危机进一步深化迫使各党派领导人达成改革共识。

　　 刘胜军预计，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可能在巨大的压力下加快改革速度，而法国真正的改革将会在4月的大选后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