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NGO

　　党鹏 李艳洁

　　编者按/ 企业的决策越来越受到NGO组织的影响，“活熊取胆”不仅需要企业从经济利益角度考量，更需要从探讨熊是否过得舒服的角度思考；让苹果摆脱“血汗工厂”的恶名，在FLA调查之后，富士康深圳工厂不得不为基层员工调薪16%~25%，一时间导致用工成本上升了24亿元人民币，并引发了深圳制造业集体“涨薪潮”。NGO组织的行动如何影响企业决策？面对NGO组织的介入，企业如何积极应对？如何在给公众一个满意交待的同时保持企业平稳发展？请看本期专题

　　对阵NGO 归真堂遇“道德危机”

　　熊是否过得舒服，终于上升为全民关注话题。

　　2月22日，从成都龙桥黑熊救护中心看望黑熊后刚抵北京的球星姚明，与杨澜、孟京辉等在“它基金（北京爱它动物保护公益基金会)”联署签名活动中，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支持取缔活熊取胆业的活动。此前一天，亚洲动物基金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声讨”活熊取胆。

　　同日上午，因“活熊取胆”陷入舆论旋涡的福建归真堂股份有限公司向媒体开放其黑熊养殖基地。海内外100多位媒体记者走进了“归真堂”位于泉州惠安县黄塘镇虎窟村的熊场，现场目击“活熊取胆”。

　　一场NGO组织与一家正欲IPO的企业似乎走上了彻底的对立面。

　　“NGO反对‘活熊取胆’,实际是对企业道德投资的一种考量。”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表示，目前NGO对社会尤其是环境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并通过各种方式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决策，因此企业要学会与NGO对话，在博弈中寻求合作。

　　一场熊舒服不舒服的辩论

　　“活熊取胆”并不是对某个上市公司的影响，而是这一商业行为侵犯了社会道德伦理的底线，这也是NGO对社会公共事件的问责。

　　2月1日，证监会发行监管部门公布了IPO申报企业基本信息表，在这份长达515家企业的名单中，归真堂赫然在列，拟在创业板上市，其保荐机构为万联证券。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熊胆系列产品研发生产企业之一，归真堂公司目前养殖场有黑熊400头，为中国南方最大的黑熊养殖基地。该公司表示，计划用上市募集的资金建设总规划面积为3000亩的养殖基地，把黑熊养殖规模扩大到1200头。

　　归真堂恐怕没有想到，这次IPO会在公众中引起轩然大波。

　　微博(http://weibo.com)成为此次引爆“活熊取胆”事件的导火线。在网络发出反对归真堂IPO的声音后，中药协会会长房书亭表示，他曾亲眼见过活熊取胆，“取胆汁过程就像开自来水管一样简单，自然、无痛，完了之后，熊就痛痛快快地出去玩了。我感觉没什么异样！甚至还很舒服。”

　　这一番话迅速在微博被几何级放大，NGO组织开始就熊“是否舒服”与中药协进行辩论。“虽然民间反对‘活熊取胆’有些年了，但这次通过微博等新媒体的放大效应，使得全民关注程度远远超出了企业的想象。”王名表示，这并不是对某个上市公司的影响，而是这一商业行为背后侵犯了社会道德伦理的底线，是对社会公共事件的问责。

　　一场NGO与行业存亡的对决

　　现代企业越来越社会化，尤其是一些上市公司，在使用原料、经营模式等方面，都要考虑其商业行为是否建立在社会伦理道德的底线之上，公众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

　　“我们针对的不是归真堂一家企业，而是活熊取胆这个行业。我们希望最终取缔这个行业。” 亚洲动物保护基金会中国区对外事务总监张小海在发布会上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现有的产业政策并未能够让归真堂放慢其IPO上市的脚步。“与政府相比，NGO更加灵活，影响企业决策的方式方法就更多，这次事件就很明显。”王名分析。

　　据悉，“它基金”除了组织社会名人联名倡议取消“活熊取胆”外，还发函证监会阻止归真堂上市。公益组织“中国SOS求助”创始人白一鹏更是意欲联合多名自然人，准备筹集1.2亿元，向归真堂及其几名创投股东发出股权收购函，从而使其放弃“活熊取胆”的主营业务。

　　但归真堂股东公开澄清尚未收到收购函，同时也不会出售现有股东股权。但这场对决很快波及到了整个涉及熊胆粉的产业链条企业。其中上海凯宝、黑宝药业以及上市公司云南白药、吉林敖东控股子公司延吉股份有限公司都名列其中。

　　“现代企业越来越社会化，尤其是一些上市公司，在使用原料、经营模式等方面，都要考虑其商业行为是否建立在社会伦理道德的底线之上，公众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王名举例说，绿色和平组织大规模反对日本捕鲸业、NGO组织调查富士康生产环境是否属于“血汗工厂”等，都是NGO对企业经营的直接影响。

　　一场旷日持久的博弈

　　企业与NGO、社会力量及政府之间会有越来越多的交流、互动、合作，尤其是当双方对社会责任目标认识不一致时，往往就变成为一种博弈。

　　在王名看来，此次“活熊取胆”事件为什么能够迅速推波助澜，还与企业的回应能力比较差有关系，因为更多的企业还没有与NGO组织打交道的经验。

　　不仅仅是归真堂，包括富士康、苹果，尤其是烟草行业，都在与NGO的交流中暴露出诸多问题。

　　记者注意到，早在2010年5月~8月底期间，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在内，来自两岸三地约20所高校的60多名师生对富士康在大陆的工厂进行了实地调查，其后公布的《富士康调研总报告》，列举了富士康工厂存在诸多问题，如强制加班、超时加班；滥用学生工；克扣加班费；漠视职业安全隐患；“私了”工伤事故等五大违规行为。

　　这一报告是否对富士康有实质性的影响不得而知，但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后来即使富士康给员工增加了基本工资，改善了生活条件等，也并未能够让NGO组织就此收手，甚至一度有36家环保NGO组织向社会公布苹果代工厂的污染问题。

　　为重建企业形象，苹果宣布已委托美国独立NGO“公平劳工协会”(FLA) ，近日勘察中国主要代工厂——包括富士康深圳、成都工厂的工作条件，苹果声言调查规模在电子产业属史无前例。

　　但烟草行业在国内并未如此重视NGO组织。一位烟草公司营销主管罗先生表示，虽然NGO通过各种途径宣传控烟计划，但对烟草行业扩张，从政府层面讲，并没有严格执行当初的控烟计划，使得5年控烟承诺成泡沫；另外，烟草也是许多地方政府的支柱产业，使得NGO虽然有呼声，但没有话语权。

　　“企业与NGO、社会力量及政府之间会有越来越多的交流、互动、合作，尤其是当双方对社会责任目标认识不一致时，往往就变成为一种博弈。”王名说，这并不是说NGO一定要置企业于死地，两者之间如何一致，要有战略的眼光，比如归真堂应该做出反思，其商业模式是否应该调整，如果战略性调整好了反而是机会。

　　但张小海认为，企业应该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并且承担这种责任，NGO没有义务去帮企业在这方面做什么工作，NGO就是保护大众的利益，发现问题，引起注意，呼吁大家来推动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