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高楼 一边是深渊

　　唐黎明

　　当城市的天际线不断向上延伸，我们仰望高楼和星空时，可能没有料到，脚下的土地正在无声息地下沉。一边是高楼，另一边可能是看不见的深渊。

　　国土资源部、水利部等十多部委联合编制的《全国地面沉降防治规划》（2011年~2020年）近日获得国务院批准。因为这则报道，许多公众才知晓以下触目惊心的数据：我国发生地面沉降灾害的城市超过50个，分布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20个省区市。全国累计地面沉降量超过200毫米的地区达到7.9万平方公里，其中最严重的是长江三角洲、华北平原和汾渭盆地。

　　有意思的是，近日风传的上海陆家嘴的地面裂痕也为地面沉降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网络上的图片显示，环球金融中心与在建的上海中心发生地面裂痕，长约七八米，两侧地面有明显错位。虽然有关部门迅速回应沉降乃正常现象，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地面沉降的严重性，以及出台相关规划的必要性。深究引发沉降的原因，有官方报道的地质原因，更多的是人祸。

　　上海和长三角地区，一直都是地面沉降的重灾区。上海自1921年发生地面沉降以来至今，沉降面积已达1000平方公里，沉降中心最大沉降量达2.6米。

　　从地质上看，上海坐落于现代冲积三角洲平原上，土质松软，软土能承受的荷载相对较小，同时面临着地面沉降和海平面上升的双重压力，致使海岸侵蚀加剧，海水入侵，地下水受到咸潮污染，地面沉降带来的问题将更为严重。这样的地质条件建设高楼本应慎之又慎，然而上海却是中国最高的城市，它的高度还在不断地增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上海新建的高层建筑约40幢，上世纪80年代新建约650幢，上世纪90年代开始明显提速到2000多幢，百米以上的超高建筑就有100多幢。1993年以后，上海的高楼就以平均每天就“站”起一幢的速度迅猛增长。

　　为了支撑上海的高度，背后是看不见的巨额投入。“十一五”期间，上海仅在防止地面沉降的管网改造方面，就投入200亿元。数百个亿的投入，换来的是以毫米计的成果。2007年上海全市地面沉降量，从2005年的8.4毫米，减少至7毫米以下，而在不久前通过的上海市地面沉降“十二五”防治规划中，提出的目标是确保全市年平均地面沉降量控制在6毫米以下。就是这样来之不易的成果，却面临着越来越高的挑战，在建的上海中心632米，环球金融中心492米，毗邻的金茂大厦420.5米……位列世界第四最高城市的上海，还在高速成长，它会给受到沉降威胁的上海带来更大的挑战。

　　地下水超采，是造成地面沉降的另一个原因。据统计，华北地区已经“透支”了1200亿立方米地下水，已形成世界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区，依靠自然生态恢复，需要上万年的时间。

　　眼看着涸泽而渔造成的恶果，地方政府的应对措施往往是亡羊补牢外加巨额投入。上海每年要投入1亿元回灌地下水，防治地面沉降。而南水北调到华北地区的水，也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回灌防治沉降。然而，回灌防治也并不是金钱投入就可成功，还面临着行政制度的制约。

　　上海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就制定了相关市政计划来应对地面沉降，如限制地下水开采及人工回灌地下水。由于上海城区的不断扩大，人口已大量迁移至郊区。虽然市区限制地下水开采，郊区却自发打井开采地下水，使得之前卓有成效的地下水限采措施大打折扣。因为地下水具有流动性，光一个地方采取行动，也只是暂时解决问题而已。跨区域的地下水保护，超越行政边界的地面沉降防治工作，还需要跨区域的地方政府统一协调，共同谋划。而这种行政协作精神，恰恰是中国区域协作所欠缺的。

　　一边以巨大的投入在建设摩天大楼，加重地面沉降；一边又以巨额的投入来防治沉降带来的灾害。一边是不知节制的粗放发展；一边又是杯水车薪的修复弥补……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矛盾面孔，这样的发展必然是危险且不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