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革学香港，行政改革学新加坡？ 以香港为师

　　胡欣欣

　　 在东莞寮步镇的镇中，一座“港味”十足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颇为显眼，无论是外观设计还是功能区的划分，都与香港大型的社区服务中心类似。

　　 据该中心主任叶柱轩介绍，这座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从规划、选址到功能设计都由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智库参与。

　　 对于从小看着香港无线电视的电视剧，喝着香港家喻户晓的维他奶的珠三角地区来说，“去趟香港学学经验”已不是难事，东莞寮步社工服务中心的落成和运营只是社会管理对香港经验借鉴的一个缩影。

　　 2008年8月，“借鉴香港经验、推进社会管理综合改革试点”首次被列入广东省的改革清单，其后珠三角各级政府均有赴港学习考察的动作，有的甚至将干部培训放在香港，直接感受香港成熟的社会管理经验。

　　 “去香港也就100多块钱的车费，很容易。” 容桂街道党工委书记赖雪晖跟记者说。赖雪晖介绍，容桂经常派人去香港考察，学习香港经验。具体到路边景观树的培植护理技术等。

　　 在经验的借鉴中，粤港之间的差异逐步凸显。香港的法治、扁平化管理要运用到广东社会管理改革中，必然遇到体制上的“天花板”和社会基础的“木地板”。

　　 此时，对香港经验进行适应性的改良，成为了经验引入者选择的“曲线改革之路”。

　　 建个像香港一样的社服中心

　　 寮步想要仿照香港建一个社区服务中心的想法亦是始于2008年。镇里的主要领导赴香港考察时发现香港大的社区均会有一个社区服务中心来提供社会服务，他们希望能将这种形式引入寮步。

　　 那时东莞尚未开始社会工作试点，社区服务中心的设立是否可以迎合当地的社会需求尚是一个未知数。“当时我们联系了香港的老师，希望他们能够为我们做社会服务规划和推行的顾问。”叶柱轩说。

　　 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黄洪是叶柱轩联系的主要对象。经过初步的沟通后，2009年3月，黄洪和他的同事林静雯就带着他们的研究团队进入寮步镇展开了一项社区服务需要及社会资源的研究。

　　 香港顾问们的研究结果认为寮步以镇作为单位建立社区服务中心来开展专业服务已经可以满足需求，而在选址上，则需要一个交通便利的地点，方便老人、残疾人等特殊人群接受服务。

　　 当时寮步镇政府恰好有一座五层的闲置宾馆，这个宾馆前面是寮步最为繁华的马路，后面则有一个小巷直接通往居民区，这个宾馆最后被确定改建为寮步的社区服务中心。

　　 于是，黄洪和林静雯开始隔三差五地到寮步，规划这个服务中心的主体功能。在香港，在社区提供社会服务的主要有社区服务中心和家庭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更多地注重居民参与，需要有些比较大的场地开展活动，而家庭服务中心则更需要个案面谈的小房间。

　　 针对寮步的情况，黄洪认为，这个服务中心的硬件已经完全可以承担这两方面的功能，因此在功能设计上，寮步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命名，同时复制香港社区服务中心和家庭服务中心的功能。

　　 此外，黄洪和林静雯还在这个服务中心中引入香港就业培训中心的功能，以解决当地政府极为关注的就业问题。

　　 主体规划完成后，服务中心已改造得初具规模。此时，一些香港的社工督导和学者应邀来参观。一些细节成了这些香港参观者们提出建议的对象：访谈室要如何能够保证案主的隐私，沙发如何摆放能让案主更加放松，中心的无障碍设施是否可以为残疾人提供足够的便利……

　　 据叶柱轩回忆，当时服务中心前台左手边第一个房间本来是要做办公室，但黄洪认为服务中心可能会接待一些情绪比较激动的案主，必须要有一个离大门最近的房间让他们得到情绪的安抚，因此这个房间现在已经涂上淡绿色的涂料，挂上心情舒缓的图画，改成了一间可供家庭使用的面谈室。

　　 经过建成后近两个月的打磨，2010年7月，东莞第一家社区服务中心软硬件齐备，正式启用了。

　　 香港经验的改良

　　 寮步镇的社工服务中心建成后由谁来运营，在这一点上，成熟的香港经验变得不是那么适用。

　　 黄洪说，在香港，此类服务中心运作比较成功的是由一家NGO来运营的，“这样会有比较好的资源规模和协调的效果”。

　　 但是在东莞，“NGO对本地需求的了解有限，政府在选择哪家NGO来运营时，也需要时间了解NGO的情况。”黄洪说，“所以我们建议由政府运营两三年，可以把专业的服务外判给不同的NGO，通过这样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后，再决定由哪家NGO来做。”

　　 最后，东莞寮步镇于2010年12月成立二类事业单位寮步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用来协调全镇的社会工作，同时负责运营这个投资500万建成的服务中心大楼。

　　 这种基于香港经验的改良在广东社改中并不少见。顺德区改革试点容桂街道的慈善会是直接拿来的香港慈善救助经验，但是与香港慈善会的民间运作不同，容桂街道慈善会的理事长目前仍由街道党工委书记赖雪晖担任，“在现在的体制下，不能太理想化，实际操作中一定要稳妥。”

　　 接下来他的打算是，让慈善会的主管部门，去香港了解当地的慈善理论，如何开展活动，跟政府、社会企业的关系，随后向社会招聘秘书长，而他这个理事长只在捐款的时候才出面，“如果成熟了，我们也会交给社会。”

　　 各种改良的原因几乎都是目前广东社会组织发展的不够成熟：政府为了稳妥起见，不能完全把权力让渡给社会进行自治，细节的复制一旦到了运营机制层面的借鉴时就会有所变化。

　　 珠海是当初被圈定为“借鉴香港经验，有选择地做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先行先试工作”的试点城市之一，时任珠海市委书记的甘霖曾这样总结香港的社会管理经验：政府、社会、公民各自发挥优势，共同管理，建设秩序良好、充满活力、开放文明的公民社会。

　　 而在黄洪看来，广东社改向香港经验借鉴时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正在于此：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到底会怎样。

　　 黄洪认为，目前政府已经看到了需求，像香港一样把服务交给社会组织去做，这种经验已经在不断改善，但这并不意味着NGO与政府的关系已像香港一样。

　　 “在香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NGO与政府就已经形成了伙伴关系，政府的需求并不是NGO的使命和愿景。而现在广东的NGO更多的任务是承担政府放出的服务，需要一个历程才能真正创立自己的使命和愿景。”

　　 “另外，NGO的提供服务只是它功能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功能通过助人自助的理念，增加居民的社会资本，让他们能够自下而上地参与社区管理中。”黄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