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模式胜出，还是市场模式更出色 社工模式竞赛：上海派VS深圳派

　　胡欣欣

　　 最早一股社工热是在上海引发的。2004年，具有官方背景的上海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下“三大社团”成立让上海在一年内迅速拥有了千余人的社工队伍。

　　 三年后，深圳接过上海的接力棒，让社工热继续升温。而此时，深圳选择了一条与上海不同的道路——社工机构的民间化运作。

　　 一种是“高度行政化的与官方机构紧密对应的架构模式”，一种是靠政府放出资源让社工机构参与竞争的模式，上海与深圳分别在中国社会工作的尝试中留下试探的痕迹。

　　 上海：政府强势介入

　　 2004年，在上海市政法委的强力推动下，被称作“三大社团”的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站、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及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成立。

　　 三家机构分别以禁毒社会工作、社区矫正以及青少年事务为主，建立社工队伍，提供社会服务。

　　 这种来自于行政力量的推行让上海社工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三大社团”成立仅一年的时间就推广到了上海各区县，建立了1300多人的专职社工队伍，对于一般的社工机构来说，这种速度基本不可能实现。

　　 政府对社会服务的购买也成了“非竞争性购买”。在对这三家社工机构的制度设计中，三个机构在区县分别设立社工站，在街道（镇）层面设立社工点。

　　 机构业务主管单位与机构签订合同，一线社工的工资、办公经费和活动经费均由区县财政支出。

　　 这同时造成了社工与机构的人为割裂，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总干事朱庆章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有时对社工的招聘机构也不能完全做主，“需要向区县征求意见”。

　　 而由于政府对社会服务资源的控制，一线社工也不得不通过为政府处理日常事务来建立关系和换取社会服务资源。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名社工均表示，有时为了维持好与街镇的关系，“自己不得不做一些专业外的事情，社工专业价值的发挥受到影响”。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徐永祥曾撰文认为，上海这种架构模式带来了行政动员、行政推动的好处，但也使得民间化的运作模式沾染了严重的行政化色彩。

　　 深圳：民间化市场化

　　 为了规避上海“行政化”的弊端，深圳对社会工作的运作就采用了民间化、市场化、竞争化的路径定位。

　　 2007年10月，深圳市委市政府颁发《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及七个配套文件（简称“1+7”文件），确定了将民间运作作为最基本的制度要求。

　　 时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的刘润华曾这样阐述深圳社工路径选择的原因，在政府主导推进社会工作，尤其是资源主要来自官方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行政化倾向。

　　 因此，深圳政府对社工服务的购买也从一开始就设立了“竞争性购买”的方式：由政府提供社工服务岗位，机构竞标，中标机构聘请社工提供服务。

　　 深圳首家社工机构——鹏星社工服务社总干事、深圳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易松国告诉本报记者，在2007年深圳市民政局进行的社工服务购买试点中已经有三家社工机构同时参与竞标。

　　 竞争性购买的方式激发了民间社工机构的活力。目前，深圳民间社工机构已有55个，拥有社工1881人。

　　 同时，社工机构成了防止社会工作行政化的一道防火墙：政府将岗位费用打包支付给机构，这其中包括社工薪酬以及机构的管理费用，机构对社工的管理便有了更多的自主权。

　　 为了得到更好的服务效率，政府也有对已经放出的资源进行调整的动力。深圳市民政局社工处处长骆冰告诉记者，2012年，深圳市将对五十余个经评估发现行政化严重的岗位进行撤销。另有三十余个社工岗位将被调整改造，纳入社区服务中心的项目之中。

　　 但多位受访者表示，在市场化运营的初期，无论是作为服务购买者的政府还是服务提供者的社工机构，完全套用市场经济的逻辑运作也将出现因社工机构对资源的争夺而带来的弊端。

　　 殊途同归：项目购买的尝试

　　 无论是上海的政府强势介入还是深圳的民间化市场化运作，其重要的前提都是政府发现社会需求后，让渡了社会服务的资源，使社会组织进入社会管理的角色中。

　　 “大部分的社会组织还是在完成政府的规定动作。”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秘书长李光明说。

　　 学者张钟汝曾撰文表示，这种政府的主动撤离，主导权始终掌握在政府一方。

　　 如何发掘社工机构中社工敏锐的触角，让更多社会需求得到满足？深圳和上海的选择殊途同归——政府采用项目购买的方式。

　　 社工机构在运作中根据社会需求进行项目开发，然后通过申报由政府购买。这种模式在香港已经有过成熟的运作经验：政府以“一笔过”的整体拨付制度进行社会服务的购买，机构便拥有更多对资源的掌握可调配能力。

　　 “项目运作有明确的目标，而且社工一般是团队作战，更容易看得到专业效果，所以我们鼓励项目购买的方式。”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国云丹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而骆冰也向记者表示，深圳购买社工服务已逐步转为以项目购买为主，“鼓励社会机构依托独立服务场地设施，自主开展专业服务”。

　　 目前，沪深两地均有项目购买的尝试。但是社工机构将要面临的压力也日益凸显。“目前大多数项目购买都不具备可持续性，社工机构难以依靠项目获得持久的规划和发展。”易松国说。

　　 国云丹也表示，这将是以项目购买为主的社会工作模式下，机构面临的最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