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旗帜”引发的梅陇镇银饰业危机

　　陈浠

　　 梅陇镇的清晨，是从首饰加工机器“轰隆隆”的声音中开始。但2012年2月底，部分银饰加工机器停止了运作。

　　 停工源于2月24日的“跑路事件”——控制当地银料供应的“红旗”公司主要负责人携款跑路，当地百余家商户被其收取订金后未获银料“断炊”。目前，这个号称“首饰之乡”的粤东小镇，陷入银饰行业资金全面断裂的危机（详见3月2日本报《春风失意梅陇镇：银料商携上亿订金跑路》）。

　　 危机仍在发酵。这场危机不仅影响银饰厂商，更牵涉梅陇镇乃至中国的银饰生产链条。而这根链条，还串联着梅陇镇众多家庭。

　　 乱局之中，若愿追溯，这个有上百年银饰制造历史的小镇，其传承已久的交易传统是不到一年间被打破。祸起是一个叫做“红旗”的公司，其作用如同被放生野外的生态杀手巴西龟。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始于2011年初且未在工商登记注册的“红旗”，垄断、控制梅陇镇乃至全国银料供应的同时，也改变了白银市场的游戏规则。风起于青萍之末，这套规则的产生从一开始就埋下危险种子，2月24日的携款跑路事件只是其集中爆发。

　　 蛮横的游戏新规绑架了银料需求方，把白银在这个小镇延续百年的传统实物属性扭曲成炒作交易的图腾。始作俑者“红旗”仍然神秘，但其碰倒的多米诺骨牌，既毁灭了自己创造的规则，也让这个小镇、这个行业通往洗牌之路。

　　 受伤银饰厂商样本

　　 2月29日，本报记者来到冯超和贾文的银饰厂时，二楼偌大的厂房只有3个工人加工银饰。“去年最好时有45人。没办法，现在订金没了，也没钱买新银料。”冯超苦着脸说。

　　 说话间，冯超的朋友从外边买了吃的回来。“现在买东西都跟做贼似的，怕被债主看到。”贾文自嘲道。

　　 同样生于1987年的冯超和贾文是梅陇镇一家银饰厂的合资老板。冯超高中毕业，贾文只读了初中。

　　 这个典型的粤东小镇，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自家摩托车及载人三轮车。晚上八点过后，镇上还热闹的有小炒宵夜店、海鲜大排档，及生意颇好的中国福利彩票店。如果不用干活，电视机前坐一晚是大多数人消磨时光的方式。

　　 像镇里大多数青年一样，冯超和贾文毕业后在其他银饰厂里打工，2010年底，合伙筹集100多万元办了个银饰厂。资金多数来自两人父母。

　　 生产银饰的设备只花了数万元，绝大多数资金用在买银料上。

　　 银饰厂设在广汕公路边上冯超170平方米的房子。记者走进时，一度以为这是普通民宅。“大多数厂都这样，开银饰厂地方不用太大。”冯超说。实际上，厂周围也都是普通住宅。

　　 银饰生产的利润大约5%-6%，两个活络的年轻人开厂第一年就赚了数十万元，获利投入再生产。尝到甜头后，两人分别借了50万元投入。

　　 刚开厂时，银料基本从外地买进，货源主要来自湘浙沪等地。直到2011年初“红旗”刚出现，都没有改变。“一开始觉得红旗银料价太低，低到没人信，一块银锭的价格比市价低四五千块钱，我们不敢买。”贾文说。

　　 银锭是当地交易的银料基本形态，当地人也叫“银版”或“版银”。一块银锭重15公斤。

　　 但后来坚守不住。“大概2011年9月份，镇里很多大厂和有实力的老板都跟红旗买了。看着大家都买，且价格便宜，我们就跟着买。”贾文说。

　　 按1克算，“红旗”的银料价格比市价低二三毛钱。如果白银市价为7元/克，红旗就可给到6.7-6.8元/克。

　　 低价银料带来明显红利，但渐渐地，这一价格优势被市场磨平。当大多数厂家都采购“红旗”原料，先前的红利逐步消失，后来绝大多数厂商都从“红旗”买。“红旗”的定价，成为市场标准。

　　 事实上，冯超和贾文不想从“红旗”买入银料，已不可能。

　　 贾文表示，广州、深圳、义乌、福建等地银饰店主都要求他们一定买“红旗”银料，因为便宜。即使他们按照原来路子从外省买贵的银料，人家都会以“红旗”的价格算。“不跟红旗买根本就做不下去！”

　　 不过，冯超和贾文跟“红旗”订银料，“红旗”是不给收据、发票的。冯超曾讨要过，但“红旗”的人回应“这么多人我们怎么开啊”。

　　 2012年春节过后，预估形势不错，冯超和贾文准备再腾出三楼，再招工人继续做大银饰厂。

　　 但“红旗”的人一跑路，这家银饰厂近乎垮掉。

　　 “2月1日开始红旗就没给银料，我们压了自己近300万的订金，还有客户托我们订的200多万，一共500多万。”贾文边泡功夫茶边低声说。

　　 25日起，贾文已不敢回家，因为天天有人上门讨债。他晚上在工厂或宾馆睡，但也没睡好，“眼睛一闭就做恶梦”。他需要面对的是血本无归、倾家荡产的可能结局。

　　 27日，贾文以8万元卖掉去年13万买的本田汽车，供厂里周转。

　　 29日晚，一家首饰器材店里正在算账的店员跟记者说，跑路事件后，影响最大的是镇上银饰厂商，还有拿出老本炒作的人，其他相关衍生行业和家庭，也多多少少受到影响。

　　 一面“旗帜”引发的梅陇镇银饰业危机

　　 梅陇镇白银流通链

　　 白银就像经济血液，在梅陇镇已流通运营百年，主要扮演“银料来银饰出”的实物角色。

　　 此前的商业逻辑相对简单，但在国际银价波动剧烈背景下，特别是“红旗”公司的介入，白银适合炒作的特质被放大，游戏规则由此生变。

　　 若简单分类，新的游戏规则有几个基本角色：“红旗”公司、银饰厂商、代理商、散户、收购商，及外地的银饰店主。

　　 “红旗”公司负责低价提供银料，主要销售给银饰厂商、中间商。也有散户，及外地银饰店主向其购买。

　　 银饰厂商买银是为加工售出，这是当地传统的卖银用途。但有些银饰厂商碍于“红旗”低价银料可能蕴含的风险，中间商因此诞生。

　　 一般而言，中间商向“红旗”进货，然后卖给银饰厂商，交易中赚取手续费。经手后一般每克叠加1-2分，或更多成本。中间商的作用是以分担风险的代价牟利。

　　 林叔就是一个典型。他是梅陇镇一位银料中间商，因为是“红旗”公司三个主要负责人之一的父亲的朋友，故与“红旗”沟通顺畅。他同时代理三家银饰工厂。但这次跑路者带走了他近200万元订金。

　　 林叔投入资金中包括用两套住房抵押借取的私人贷款。“我只想要回订金，银价上涨的差价都无所谓，不然真不知怎么办。”他语带沙哑。

　　 银饰厂商下游是银饰店主，大部分是外地的。双方交易有两种模式：成品销售与“料换料”。

　　 成品销售即银饰厂商把产品直接卖给银饰店主，由于“红旗”交货与银饰加工具有时间差产生的银价变化风险或收益，由银饰厂商承担。厂商一般只赚5%-6%的加工费。也有的厂商会叠加每克1-3分的原料价，同时承担风险。

　　 “料换料”则是银饰厂商只赚加工费，交货时银饰店主以等重的银料与加工费交换成品。

　　 这就牵涉银饰店主与“红旗”的关系。不少银饰店主会通过厂商订“红旗”银料。有的银饰厂商不愿承受风险，就直接把银饰店主介绍给“红旗”交易。

　　 银饰店主买银料有两个用途，一个是用作“料换料”，最后把产品卖给终端消费者；另一个就是炒作。

　　 “有卖菜的阿婆拿多年积蓄买一块银锭，帮别人出订金，然后卖给收购商或者厂商等。赌一赌，要是银价上涨就赚了，成本两万块，一个月可能赚四五千，比卖菜好多了。”上述当地人士告诉记者。

　　 刀刀首饰刀具老板提供了一个细节——当地派出所刚接受报案登记时，因涉及面广，一时间把派出所门前的路都给堵了。

　　 “这次官方统计的数据只包括肯去报案登记，并且登记全部损失的部分。其实很多公务员都不敢登记，还有一些大鳄也是如此。这次一出事，很多人的家底都露出来，但仍有人隐藏。”当地业内人士表示。

　　 当白银流通到这个节点时，仍呈扩散性发展，改变进程的重要角色必不可少——收购商。

　　 收购商的银料来源，一个是散户或其他炒手的银料实物，跟“红旗”下好的订单；一个是外省矿源。

　　 一个循环即将形成——收购商收到的银料，又会卖给“红旗”。

　　 梅陇镇最大的收购商有两个，一个姓林，一个姓黄，前者这次被套2200万元，后者被套2980万元。被套原因是，有两批银料“红旗”没有及时还款，然后发生了跑路事件。

　　 收购商的利润本报记者未能查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红旗”等于亏本回收流通一圈的部分银料。“红旗”另一部分银料来源也是外省矿源。

　　 上述流通过程仅是简化版本，实际操作中有比这更复杂的变化。

　　 白银流通链条上所有人因循新的游戏规则行事，但这不是一个公平透明的环境，“红旗”的强势与垄断并非没有理由。“红旗有深厚的白道与黑道背景，交易大都由他们控制，我们惹不起，只能老老实实做生意。”冯超表示。这境况极像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的名句——“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秘庄“红旗”

　　 直到案发，“红旗”公司神秘如故。这是一个未经注册的公司。本报记者在汕尾红盾信息网没能查询到它的踪影。严格说，这不是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公司。

　　 因其提供的银锭都有红笔画的三角旗标识，“红旗”由此得名并传开。“红旗的意思就是红旗飘飘，意味背景很强大，谁也动不了他们。”一位当地业内人士作此解释。

　　 尽管如此，但“红旗”在梅陇镇，乃至全国银饰行业的银料垄断提供商地位则确定无疑。

　　 按照经济学的解释，垄断的基本原因是存在进入壁垒，使得垄断者能在其市场上保持唯一卖者的地位，其他企业不能进入市场并与之竞争。

　　 进入壁垒有三个主要来源：关键资源由一家企业拥有；政府给予一个企业排他性生产某种产品或劳务的权利；生产成本使一个生产者比大量的生产者更有效率。

　　 但就“红旗”而论，上述三个来源特征均不明显，“红旗”最大优势在于“敢赌，敢亏本销售银料”。

　　 “红旗销售的白银每克比市价低2-3毛，这是亏本经营，他们赚取的就是交货的时间差。一是博银价涨跌，另一个是订金在手也可进行其他操作。”一位当地业内人士说。

　　 实际上，本报记者接触的多位银饰厂商与中间商，都不清楚“红旗”的实际盈利模式，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红旗”的一大收入来源是炒作白银行情。

　　 炒作银价外，“红旗”得来的钱款作何用？当地人士猜测，“红旗”可能把钱拿去做炒期货或赌博。

　　 “红旗”在当地有三个交易点，负责人分别是“红旗”的三大股东徐某、叶某、胡某，三人分别拉订单。据当地人士称，叶某在当地有较强的政府背景，徐某与胡某则具经商背景。

　　 “红旗”的订货条件有过变化。起初是交易现货，后来交货不断推迟，从两三天到十天左右，而且预付订金也从5万元降到2万元。

　　 如此变化导致的结果是白银炒作越来越疯狂，一些原本做实业加工的老板也逐渐参与炒作。

　　 “那些抵押房产向银行贷款，或利用私人借贷炒作白银的人很多，真不敢猜测，如果资金链断，会发生什么。”当地业内人士表示。

　　 疯狂通往的道路往往是毁灭。当地人士提供的另一个细节是，跑路前几天，“红旗”对各路买家说“就这几天低价了，要就赶紧买”。

　　 此番“诈骗”，是“红旗”早有预谋，还是银价暴涨导致的连“红旗”都无法控制的无奈？仍然无解。

　　 如今梅陇镇的受害群体中充斥愤怒、迷茫和沮丧的情绪。2月29日，本报记者见到七八十人聚在当地最好的鸿福大酒店四楼商量对策。这已经是事发后他们每天的惯例。

　　 这群人相当不安，跟记者讲述时都很激动，但没有人敢太过出头。“太过出头会被盯着，被叫去谈话，还有被黑道报复的可能，我们都怕。”一位在场人士说。

　　 当日，有受害商户告诉本报记者，“红旗”公司3名主要银料商中徐某已回到梅陇镇，商户与之有联系。

　　 该银料商提出的条件是只赔偿他接手的订金，且只赔付一半，其余2位主要负责人接手的他不负责。接受采访的受害商户表示要继续谈判，争取把订金都要回来。

　　 3月2日，一位受害的厂商告诉记者，他们一群人又在洪湖大酒店开会，目前还是只能“等”。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冯超、贾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