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报告是毒药吗？

　　唐学鹏

　　 近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为世行与中国方面合作的报告《中国2030：建立一个现代、和谐和活力的高收入社会》举行发布会时遭遇到一点麻烦，独立学者杜建国闯入会场，叫嚷着“世行的药方是毒药”，他的行动得到了一些人的欢呼。

　　 如果从世行网站上下载这份468页的报告，坦率地说，这份报告并没有特别“出格”之处，用语谨慎，观点审慎。比如它说中国此前30年的经验已经无法为今后的挑战提供有效的指导——这的确是事实。比如它说中国经济减速（2026年之后可能在5%以下）将会带来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比如财政平衡和养老的挑战——这也是一直以来的忧虑。报告的6点建议也是“共识性”的，比如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重新调整民营和国营的关系；鼓励创新，增加市场自由度；抓住绿色经济的机会；扩大社会的机会平等；加强财政改革；以及更开放地全球化。

　　 世行报告是毒药吗？

　　 不仅世行报告很审慎，而且根本看不到“药方”的意思，所谓“药方”就是某种行动指南，就是带有“改革动力学”的策论，而世行报告仅仅是一个框架，就好比教育孩子成为好学生，有的提供的是方法：比如改成学习方法？怎么合理分配时间？怎么扩大课外阅读？有的仅仅提供是好学生的定义，比如五讲四美三热爱。前者就是策论，而后者顶多算是框架。也就是说，成为好孩子的具体方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管最后怎么做到的，是一定符合好孩子一般定义的。

　　 不仅仅是世行报告，甚至更有广泛诟病性的华盛顿共识也只是一种框架定义，而不是方法论药方论。中国30年的成功经验，很多人说是“北京模式”，根本没考虑华盛顿共识，但如果细致地对照一下，中国的成功完全符合“华盛顿共识”。按照威廉姆森对华盛顿共识的界定，无非三点：财政和货币纪律（宏观审慎原则）；提高经济自由、保护私有产权；贸易开放、积极的全球化。结果上，中国完全是“华盛顿共识”的优等生，不管一些中国人在语言上是如何排斥它。

　　 美国则背离了“华盛顿共识”好孩子定义。美国为什么会发生次贷危机？格林斯潘领衔的美联储没有执行审慎的宏观政策，保持过长的低利率，对通胀危险和金融衍生物的复杂性没有警惕，美国在“华盛顿共识”的框架下败下阵来。欧洲为什么会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笨猪国家没有执行严厉的财政纪律，他们无度花钱，让福利制度变成无底洞，靠房地产泡沫刺激消费，大肆借债让赤字膨胀。他们是“华盛顿共识”定义下的坏孩子。就像邓小平的名言，“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华盛顿共识”描述了好猫的性质，至于你是以白猫的方式还是以黑猫的方式做到的，那是“策论”，那是“改革动力学”。

　　 其实，相比1978年的改革时点来说，现在的知识和脉络比那时候要清晰得多。1978年全世界都不知道一个庞大的计划经济如何转向市场经济？中国用“中国道路”的方式交出了自己的答案，30年得到的结果和“华盛顿共识”定义的结果是相似的。1978年那个改革点的关于转型知识，整个世界基本上都只有东欧那点经验，科尔纳是宗师。我们都知道，东欧经验启示是很狭窄的。现在呢，中国面临着“重新改革”的时点，其主要挑战就是“中等收入陷阱”，而针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整个世界则丰富得多。拉美有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年迷思；东南亚有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亚洲教训；中欧有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大量经验。可以说，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上整个世界是积累了比计划经济转型问题更多的知识和经验。世行报告只不过是这些知识运用到中国，形成的一个参考性的框架。它谈不上是什么“有毒的药方”。

　　 从知识和经验的储备上说，现在是比过去丰富了，但是从“改革动力学”上说，现在还需要更努力。比如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有动力和动机带领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些过去的改革者现在很多是既得利益者。现在的改革是有共识的，但仅仅是在知识上，在行动上的共识还未完全建立。

　　 世行的报告谈到了现在的挑战，但是谁来面对这些挑战？这些挑战会促使利益如何分化，改革者是怎样的面目？改革者如何行动？这些最需要摸索的策论性问题，这些最需要摸索的行动性命题，则没有能力解答。世行报告其实卑之无甚高论，但是关于它的行动论却仍是云里雾里。而世行报告所激发的“闹场事件”却是一个信号，大量的网民支持杜建国的行动反映了人们不仅对必要的行动论感到怀疑，甚至抵制，不惜加入“民粹主义和阴谋论”的阵营。一个仅仅提供框架性知识和定义的报告却被视为“毒药方”，一个直视问题和挑战的报告已经被过敏地看作是推销，这让人感到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