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国际化须战略导航

　　代表委员呼吁构建海外投资战略体系

　　记者　孙韶华　实习生　王世钰　北京报道

　　进入2012年，从山东重工收购意大利豪华游艇生产商，到三一重工收购世界混凝土工程机械第一品牌普茨迈斯特公司，再到国家电网收购葡萄牙国家能源网公司25%股份，频频上演的并购大戏预示着中企海外投资将再掀热潮。

　　从几年前少数几个企业的投石问路，到现在初具规模的“走出去”集体选择，中国资本国际化进程在曲折中取得不俗成绩。但与此同时，高失败率与亏损频发也暴露出中企海外投资中人才短缺、风险防控能力不足等多个短板。

　　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一些代表委员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亟须一套更加清晰与全面的战略体系，这既需要相关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服务支持体系的健全、也需要资金融通等政策的保驾护航。

　　并购　中国海外投资再掀热潮

　　著名创业投资与私募股权研究机构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企业共完成110起海外并购交易，与2010年相比增长93%；披露的并购金额达到280.99亿美元，同比增长112.9%。

　　来自商务部的统计显示，截至2011年底，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220亿美元。

　　在数量激增的同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近一年来在投向区域、投资领域等方面也都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从区域来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欧洲资产相对缩水，欧洲对中国资本的强烈需求，都客观上促成对欧洲投资的猛增。“如果要找今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关键词的话，那一定是锁定‘欧洲’。”一位业内人士指出。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亚欧联合资本集团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欧洲已跃升为中国最大的海外投资市场。中国对欧洲的投资额从2010年的41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04亿美元，对欧投资在中国全部对外投资中所占比例由2010年的10%升至2011年的34%。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领域更加广泛，在对能源类并购对象兴趣持续的同时，对工业类、消费品类、高科技类的兴趣也在上升。在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消费升级拉动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出境并购的目标也逐渐由资源为主转向技术与品牌，以寻求新技术的引入或产业链的补充。普华永道数据显示，2010年工业品和消费品的海外并购占中国海外并购的22%，2011年上升至35%。

　　2011年初，中国化工集团与以色列企业Makhteshim　Agan　Industries签署协议，以24亿美元收购其60%的股份，从而将其农作物保护技术在国内推广应用；2011年5月，复星集团与希腊时尚品牌Folli　Follie签订合作备忘录，以8458　.8万欧元收购其9　.5%股权；2011年8月，光明集团收购澳大利亚品牌食品企业Manassen　Foods的75%股份。

　　专家分析，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面临深刻调整。全球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加快，产业技术革命正在孕育，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意愿和能力不断上升，对外投资合作的外部发展机遇不断增多，内在条件日益完备。世界经济发展、国际产业重组等都为我国企业“走出去”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将更快。

　　风险　项目报亏暴露海外投资多重短板

　　中国海外投资交易数量与交易金额保持显著增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失败率也一直很高。这一方面显示出海外投资的风险巨大，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我国企业“走出去”在风险防控、人才培养、文化沟通等方面还存在很多短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华黎明近日表示，2004年以来中国共有14家企业在海外发生巨额亏损，14个项目累计亏损达950.5亿元。而这实际上还只是冰山一角，中国对外投资真实存在的风险要比现在已经暴露的大得多。

　　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3月2日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虽然已经有了很成功的例子，但是总体上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原因在于企业对国际市场还缺乏深入的认知和全面的把握，对于国际惯例、通行规则还不够熟悉，也不太善于与当地开展公共外交。

　　致公党中央在提交的大会发言中表示，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的战略、策略和技巧上，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近年来国内一些企业对境外投资的热情不断上涨，但如果战略不当，无论是境外投资还是国际化经营都会遇到障碍。

　　“海外投资充满机遇，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与挑战，如果我们防范和应对不当，就会在海外投资项目伊始埋下隐患，最终导致海外投资越多，损失越大。”全国政协委员、贸促会会长万季飞说，近些年来，我国企业在投资海外时频频报亏，更有甚者亏损高达数百亿人民币。

　　万季飞分析说，这些投资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投资前决策失误，未能充分考虑美国次贷危机等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第二，过程失控，海外投资超越企业经营能力的边界，最终只能以国内盈利资产弥补海外亏损；第三，监管不力，决策问责缺失；第四，投资争议解决方式选择不当；第五，存在经营管理不善以及文化差异等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商务部原部长助理黄海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走出去”肯定是一个大方向，现在的总体趋势也是好的，但目前在三个方面还有缺失：首先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范围还是比较窄，仍然是以资源能源和金融为主，而对这些领域往往面对国外较多的限制，有些国内企业会受到很大挫折。此外，现在中国能够适应国际经营的人才还比较少，这就带来了管理问题。最后，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往往对社会责任关注度不够。

　　据了解，政治、经济、环境、文化以及管理等各方面的差异也是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越来越凸显的一个重要阻碍。

　　清科研究中心分析师陈丛威多年关注企业并购，她对记者说，各国语言文化之间的隔阂，经常使得中国企业无法与外国企业、媒体、政府进行正确有效的沟通，导致并购过程复杂化，最终导致了国内企业铩羽而归。而即使并购成功，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也可能为今后建立一个拥有各国雇员的国际企业带来极大的挑战。

　　建议　构建海外投资战略体系

　　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一些代表委员表示，企业“走出去”亟须一套更加清晰与全面的战略体系，这既需要相关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服务支持体系的健全、也需要资金融通等政策的保驾护航。

　　全国人大代表、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表示，在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多种类型的“水土不服”瓶颈已经出现。目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挑战主要集中体现在产业选择、人才储备、品牌认同、信贷扶持、海外沟通等方面。企业在发挥自身能动性克服困难的同时，也需要国家在战略层面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重要指导。

　　与国内投资经验相比，海外投资本身就面临一系列的独特风险，包括政治风险、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法律风险等，大宗商品价格震荡上行，汇率波动、主权债务危机与地区性突发事件、政局动荡相交织，加之部分国家针对我国企业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日益上升，这些都加大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与海外经营的风险。因此，在立法方面为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就显得极为迫切。

　　民建中央在提交的《引导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中提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目前没有一部纲领性、权威性的法案，法律法规的不健全难以适应当前境外投资发展的要求，并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健康有序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

　　万季飞也表示，中国的外商投资法律不少，但目前海外投资法律阕如，应考虑制定“中国对外投资法”及配套法律法规，就海外投资项目的审批、监管、保险、争议解决等作出规范，保护并促进海外投资健康发展。

　　此外，人才培训、投资信息、评估咨询、法律顾问、风险控制等社会服务支持体系不健全、融资困难也是制约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因素。

　　有委员建议，应进一步完善政策服务体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创新财税制度，通过财税政策调整，增强企业资金实力，创新金融服务体系，改善政策性金融机构对企业“走出去”的服务，完善企业“走出去”的信用担保制度。

　　万季飞认为，这样的政策服务体系应该包括风险预警机制和投资协调机制。一是应该充分发挥政府、商协会的作用，建立海外投资风险预警机制。监测和预测海外投资风险，对风险进行分析、报警、预控、处理，对企业进行及时引导，以求将风险降到最低。二是构建包括管理监督、服务促进和风险保护在内的海外投资协调机制。如签署双边、多边以及国际投资保护协定，坚持将争议提交缔约国涉外仲裁机构仲裁，以保障海外投资安全和避免损失；鼓励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充分利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平台，解决海外投资融资难等问题，降低海外投资风险。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小济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政府和社会应为企业营造一个宽松的氛围，“要允许企业失败，毕竟没有常胜将军。”在此基础上，政府应力所能及的向企业提供信息，制定一些产业鼓励的政策，并在资金融通方面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