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富带动后富”的时候已到

作者: ■欧阳君山

　　

最关键的是，贫富分化已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居民消费率长期畸低，投资率、储蓄率和外贸依存度长期畸高，中心环节就在于贫富分化所导致的内需不足。贫富分化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不仅在向经济领域传导，也在向社会领域传导。

　　光阴荏苒，一晃眼“南方谈话”发表已过去20年。的确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言，“南方谈话”是一份“宣言书”，整篇洋溢政治魄力与决断，但明显对一个问题持谨慎的思考态度，那就是贫富分化，邓小平同志是这样说的：

　　如果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这主要是谈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分化。一年多后的1993年9月，邓小平同志与弟弟邓垦有一次谈话，明确表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可谓忧心忡忡。

　　遵照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构想，地区发展差距问题早已被摆上日程，这尤其表现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自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以来，2000年-2009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从1.67万亿元增加到6.69万亿元，年均增长12％，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增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4624元增加到18257元，年均增长11.4％。

　　但更关键的人际贫富分化愈演愈烈，这在量化反映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基尼系数上有充分反映。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国家统计局2000年公布的全国基尼系数为0.412，已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此后再没有发布过具体的基尼系数，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的最新说法是“略高”于2000年的0.412，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给出的最新理由是所谓“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真实的收入信息”。据世界银行一项测算，我国基尼系数早已超过0.5。

　　不只是基尼系数，无论城乡收入差距，还是行业收入差距，我国的数据都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如何缩减人际贫富差距，邓小平同志总的方针仍然是“先富带动后富”。早在1980年，小平同志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也要看到一种倾向，就是有的人、有的单位只顾多得，不但不照顾左邻右舍，甚至不顾及整个国家的利益和纪律。”显而易见，无论什么场合，也不论什么原因，先富起来的要照顾左邻右舍，要顾大局和整体，这反映了小平同志对人性的深刻把握。

　　但总体来看，在缩减人际贫富差距的问题上，小平同志更多是把思考留给了后人，没有像应对地区发展差距那样提出明确的时间表——“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只是模糊地表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这是哪一天呢？所谓“将来”，又是多大尺度的将来呢？

　　共同富裕的问题确要认真研究。共同富裕不应该是一个静止的终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熊彼特曾指出，资本主义是不断进化的，“稳定的资本主义”的说法自相矛盾。与此类似，共同富裕也应该是不断前进的。一定意义上讲，什么时候实现共同富裕是个假命题，因为动态的共同富裕必定是贯穿始终的。这应该正是小平同志对共同富裕“从改革一开始就讲”的原因。

　　最关键的是，无论什么问题，都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贡献国，某种意义上讲，共富基础已经奠定。而且先富人群已少成规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百万美元富翁家庭的数量首次突破100万户，达到111万户，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这从奢侈品消费上也有充分反映，近几年来，我国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的中流砥柱，世界奢侈品协会2009年就预言：5年内，中国奢侈品市场将达到全球顶峰。

　　最关键的是，贫富分化已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居民消费率长期畸低，投资率、储蓄率和外贸依存度长期畸高，中心环节就在于贫富分化所导致的内需不足。贫富分化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不仅在向经济领域传导，也在向社会领域传导，“维稳”成本急剧上升。据财政部在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披露的报告，2011年投入公共安全领域的预算为6244亿元，比2010年增加21.5％，超出我国2011年6011亿元的军费预算。

　　如果小平仍在，面对当前情势，他一定会再次坐言起行：“先富带动后富”的时候已到，不容蹉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