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商业经典》：行复见城市郡邑千万家

　　文/李华芳

　　未来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是继续入城，因为对于年轻的毕业生而言，城市意味着更多的选择，以及新的可能。

　　01继续入城市

　　城市发展当然会带动就业，但劳动力就业和变成城里人在中国是两回事。

　　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11年突破了51%，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1月17日的数据，2011年末中国城镇人口达6.9亿，这一数字至少从表面上显示中国的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中国的城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达到这个城镇化率，改革开放居功至伟。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仅为19%，而改革开放至今，城镇化率就突破了51%。考虑到其间伴随的人口增长和城镇数目的增加，这一城镇化率增长的背后的确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好处，因为“城市的兴起”归根到底是一种市场现象。

　　不过，也有不同意见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的发展，主要靠政府干预。从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来看，土地已经在那里了，的确会受到政策和城市规划的重大影响；加之资本方面，有政府的大规模投资以及各地招商引资带来的投资，包括以土地换投资等。

　　由于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典型模式，所以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大城市发展的典型，中国城市的硬件建设更体现了这一点，交通设施和摩天大楼甚至举世瞩目。

　　我们不能否认大城市的发展，例如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开发浦东等，政府干预了城市化的进程，但拉长时段和放宽范围来看，单靠政府行为难以达成城市化的目标，因为城市化进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即使有了土地和资本，但想吸引人来，这就不是政府所长了；相反，中国地方政府在引进、吸纳人口上的态度向来不友善，相对于庞大的劳动力需求而言，政府在这方面不仅作为很少，反而借由户籍制度设置了不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

　　城市发展当然会带动就业，但劳动力就业和变成城里人在中国是两回事。事实上，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劳动力流动也是有限制的。但仔细观察中国劳动力的流动，却能发现有意思的结果。国内对现有农民工数量有各种不同的估计，但超过1亿已是一个略显保守的估计。也就是说，尽管政府在户籍制度上横加限制，但劳动力依旧在朝城市流动，很多人想要进城。

　　这一事实表明，其实并不是政府干预而是市场扩展带动了人口的流动，政府几乎是干了相反的事情。当然各地政府也出台了不少人才引进的政策和措施，但这些政策和措施针对的是高端人才，与规模巨大的农民工、普通年轻人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受限制但依旧入城去，这表明城市为劳动力提供了更高的边际收益，这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风向标。受限条件下的劳动力流动，更表明了即使在政府干预下，市场依旧可以扩展，只是这个进程可能会慢一点。这也是中国城镇化率虽然增长快，但也才达到美国1920年代的水平的原因所在。因为对于城市而言，不管是中国古代的城，还是西方现在的城市，人口数量是城市大小的重要指标，而怎样在有限的地域中容纳更多的人口，则是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政府干预显然无法带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要依靠市场或有出路可循。

　　02返乡知艰辛

　　大部分这类毕业生在故乡寻找不到被需要的感觉，加之失意于一二线城市的就业竞争，使得他们高不成低不就，变成了夹心层。

　　中国的户籍限制带来了一些诡异的问题，例如农村户籍的学生如果考入大学，依据之前的农转非政策，他们的户籍会转为非农户籍，这意味着大学生其实从户籍上变成了城里人。

　　得益于1998年以来的大学扩招政策，使得原本应该进入就业市场的一代人进入了大学，这也推迟了他们的就业时间，但他们的就业问题始终存在。当他们毕业时，经济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迅速发展，因此难以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简而言之，城里的工作不好找。这既有扩招规模大于就业增长规模的问题，即所谓数量型偏差；也有毕业生所学技能与招工单位要求不匹配的问题，即所谓结构型偏差。这两种偏差造成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现象日益严重，而且大学生毕业后如果找不到工作，城市户籍对他们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这些大学生一方面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我们却经常听到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这种用工不匹配的结构型偏差到底是如何造成的？较为普遍的解释是，大学扩招降低了教育质量，因此大学生学了一堆无用的东西，却没有学到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但这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大学教会学生最关键的是独立学习的能力，而不是具体的技能。实际上，不少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往往与其所学专业不全然相关，甚至八竿子打不着，但由于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通常比没有经过大学教育的人能更好地适应工作，这就是大学教育带来的好处。在当下的中国劳动力市场，英语和网络使用的技能越发重要，大学生在这两个方面的优势尤其明显。

　　当然，因为大学扩招导致的数量型偏差，必然会导致部分大学生在同一水平的工作竞争中落败，比如说他们的学校不是名牌大学，比如说他们所学的知识和技能略逊于同类竞争者，于是在竞争激烈的大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不占优势，从而不得不返回三四线城市或县乡镇寻找就业机会。

　　但他们在返乡时却犯了难。事实上，这一类大学生在返乡时遇到的问题和在一二线城市差不多，也是数量型偏差和结构型偏差并存。这些大学生试图寻找的工作，三四线城市和县乡不一定能提供，因为这里属于完全不同的市场，他们返乡希望寻找的工作机会，往往已经有其他的乡镇劳动力供给，并且这个市场上其实并不缺乏劳动力，这才会有剩余劳动力往一二线城市转移。于是在三四五线城市，除了少数毕业生能找到适合的工作外，大部分这类毕业生在故乡寻找不到被需要的感觉，加之失意于一二线城市的就业竞争，使得他们高不成低不就，变成了夹心层。

　　前文提到的户籍制度再次成为问题，它使得年轻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有限制，他们的返乡之旅也因此变得艰辛。依照中国的户籍制度，非农户籍迁出之后，要返回农村变成农村户籍同样困难。比如在浙江就出现了大学生想将户口迁回农村而不得的情况。得益于城市化的扩展，浙江的几个地方，例如宁波和金华地区，农村土地升值，农村户籍的价值随之水涨船高，所以在城里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希望将户籍迁回原籍，以参与土地升值收益的分配，却被原户籍地拒绝，这甚至造成了很大的冲突。2011年12月，浙江省余姚市和永康市分别有上百名大学毕业生到市政府请愿，要求将户籍迁回原籍，却被市政府定性为寻衅滋事，有6名学生被抓。可以预见，如果中国的户籍制度不放开，随着户籍附着的利益冲突就不会消失。

　　03 制度难容处

　　由于在故乡没有可以支撑的人际关系网，他们的返乡之旅将会备加艰辛，很难从非正式制度中获益。

　　这些年轻人在返乡、乃至回到广义的三线以下城镇的过程中，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当地还有地方性非正式制度的限制。简单来说，就是当地的人际关系网络构成了看不见但切实存在的“非正式制度”。这种制度结构自古就有，源远流长且长期以来都非常稳定，封建时代的“王权不下乡”使得地方维持了相当程度的自治。历史上的中央集权有三种方式深入民间：1.官仓：用于赈灾防止民变；2.保甲：十户一保，反馈消息，也是最早的监控体系，只是保甲制度的实际效果比较差，而士绅和大家族领导人更能有效地解决内部纠纷，所以除非杀人命案这种社会影响较大的事会交由官府处置，一般都是地方自己处理；3.训谕：政治宣传，但这一制度基本失效，由于基层宣传走样，基本上没人当回事。这样，民间宗教和宗族就对地方自治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是非正式制度拥有长久生命力的根本缘由。

　　尽管历经建国和市场经济的冲击，还有人口流动性增大，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强度有了削弱，但这一制度依旧在乡村、三线以下的城市和乡镇等人口流动相对较小的地方起着作用。前段时间，有一部引起争议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就细描了中县干部与中县大家族之间的结构关系，表明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已经渗入了当地正式的干部制度，使得干部制度家族化了。在中国，这并非个别现象，由于人员流动性较小，此类地区只要好一点的工作机会可能已经被关系户占据，将夹心层年轻人挤出。

　　这个容易理解，因为夹心层大学生通常是家族在当地无权无势的，他们难以利用这一非正式制度获益，因此他们的父辈倾向于将子女送出去读书以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尤其是入城定居以提升家族在邻里中的名声。但恰是这一部分人如果无法在大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胜出，由于在故乡没有可以支撑的人际关系网，他们的返乡之旅将会备加艰辛，很难从非正式制度中获益。

　　在现实施诸这一部分年轻人不公的背后，更大的问题在于制度性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例如尽管大学扩招了，但其实农村学生的比例却在减少，并且这一趋势非常明显。其背后是农村学子要变成大学生更加困难，不同的测算表明目前仅有不到20%的大学生来自农村，而超过80%的大学生来自城市。这意味着除了户籍制度的限制，教育也限制了农村学生向城市流动，或者说这种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 。

　　对这一原因有不同的解释，但随着教育的发展，这几乎是所有国家的普遍现象。教育不公平背后的原因是教育资源本身也在随着市场在流动，大城市由于市场的扩展而不断吸纳更加优秀的教育资源，包括硬件、老师和学生等。不仅如此，医疗和养老资源也在向大城市集聚，这也是大城市的户口为什么值钱的原因，是因为其附着的城市福利值钱。

　　04　行复见城市

　　即使在流动受限制的情况下，仍要做出向大城市进军的选择，没有后退之路可选。

　　不过，简单地指责教育、医疗和养老资源的不公平，并不能解决问题，而寻求进一步的国家干预则容易忽视“城市是市场的结果”。在我看来，不论是农民工还是农村大学生的出路是明显的，就是进一步入城—即使在流动受限制的情况下，仍要做出向大城市进军的选择，没有后退之路可选。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格莱泽(Edward Glaeser)在其最近的新书《城市的凯旋》(Triumph of the City)中就解释了城市会继续扩展的理由，反过来也成为人口继续进入城市的理由。与通常的假设不同，格莱泽的研究表明城市的人均收入更高、平均受教育年限也更多，而且城市使得人均环境成本降低，并且使人的平均寿命更长。从这些角度看，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如果得到发挥，那么所能吸纳的人口会更加多。

　　文贯中教授在之前的研究中，曾对比过新浦东和老浦西模式。在租界时期，浦西的设施显然不如现在的新浦东，但有意思的是，其容纳的人口却高于现在的浦东。显然这并不简单地是因为设施的关系，而是因为制度弹性使得浦西可以吸纳更多的人口。这也带给城市发展一个新启示——能否改进制度，以吸纳更多的人口进城？

　　我们已经观察到在大城市，没有户籍的农民工集聚租房的现象，他们这种降低生活成本的努力只要不涉及违法行为，就应该被容忍。此外，大城市郊区聚集的现象，例如之前北京的“浙江村”之类，都应该被继续容忍。

　　与此同时，对于大学生而言，更应该选择进城，这倒不是对当地非正式制度的畏惧，而是说在城市才有广阔天地，理由是大学扩招尽管可能降低了教育的水平，但却扩大了受教育的人群，而教育具有极强的正面外部性，会带来额外的好处，如促进创新以及由创新带动的就业等。大学扩招的负面效应已经讨论过很多，但大学扩招同样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其他结果，例如毕业生的学习能力普遍增强，除了之前提到的有关英语和网络的知识技能外，还有广泛的同学关系网络，这一网络相比于传统的县乡镇人际关系网，蕴含的正面作用将会大得多。

　　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政府干预也不会一下子造就城市，政府干预造成无人空城倒有可能。城市化的关键取决于人的城市化，也就是城市能容纳更多的人。目前，中国与城市化相关的制度变迁相比人的流动而言，非常缓慢。户籍制度的障碍恐怕在很长时间内还会存在，但显然改变这一制度，会带来巨大的好处。这些好处值得我们进一步呼吁，例如将户籍与福利脱钩，人口变成双向流动，有人进城，也要有人出城。

　　不过，排除个别案例，从整体上看，未来城市化的发展趋势不是上山下乡，而是继续入城，因为对于年轻的毕业生而言，城市意味着更多的选择，以及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