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以结构性减税过冬

　　文/赵 晓

　　2011年，许多民营企业陷入困境，但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增速达25%，远超过国家税务总局年初制定的增长8%的目标，以及9.2%的经济增长速度的计算，宏观税负进一步提升已是既成事实。

　　中国税负究竟高不高？

　　《福布斯》杂志曾在2009年和2011年，两度将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排名全球第二，引发热议。一般估计，2009年，我国小口径宏观税负为17.3%，中口径宏观税负为20.1%；2010年，我国小口径宏观税负为18.2%，中口径宏观税负为20.7%。

　　2007年，OECD(经合组织)美洲国家平均宏观税负为27%左右，而OECD欧洲国家平均为37%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5%左右。从分类国家的平均值比较来看，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但从单个国家的比较来看，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高于印度、越南，与墨西哥、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持平，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税负水平越来越接近。

　　从契约视角看，征税就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契约，公民以缴税作为享受国家公共福利的费用。欧美国家，特别是挪威、德国等欧洲国家都是高福利国家，宏观水平确实比中国高，但是公民享受到的福利更比我国高得多。在这些国家中，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是财政总支出中的最大项目，一般都在30%以上，美国为45%，德国更是高达71.49%，而我国这一比例还不到30%。如此比较，我国税负痛苦指数不低就完全能理解了！

　　考虑到今后几年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如果政府还不下定决心真正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那么，累进性的税率机制将会在未来几年内，把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推高到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的边缘。“中国税负痛苦指数过高，不管政府信不信，老百姓是信了”，广大网民的幽默式调侃，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一种民声，一种呼吁。

　　一增一减，提高支出效率

　　未来几年，世界整体政治经济将处于大震荡、大调整和大变革中，中国经济将可能面临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难预测、最复杂、最严峻和最困难的内外部环境。“稳增长”将是我国未来几年的首要经济目标，这关乎我国的就业和社会稳定。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正是结构性减税政策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战略意义所在。而且，“有增有减，重在减税”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对减少收入差距、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也是一剂良方，通过“一增一减”能有效传递政府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政策思路和政策导向。

　　结构性减税政策，是目前形势下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是在“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总思路下侧重于减税的一种税制改革方案，其落脚点是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其根本目标是优化税制结构、服务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此，结构性减税政策既不是普遍性的减税政策，更不是“减少增多”的变相增税政策。

　　要真正发挥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作用，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对民生消费减税，对奢侈消费增税；第二，对垄断大型企业增税，对中小型企业减税；第三，对低碳经济减税，对高投入高污染企业增税；第四，对高技术产品减税，对粗放式发展增税。

　　当然，大力推行结构性减税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目前，我国还缺乏有效的政府边界界定，财政预算缺乏软约束，财政支出也缺乏有效监督。一味增税绝对是坏事，但减税的同时，也必须要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不能减了税也减了公共福利支出。如此一来，减税政策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增税的想法便会卷土重来。

　　本文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