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以最高权力推动改革

　　王永强

　　希望十八大后成立顶层设计机构

　　“未来5~10年，是我国深化改革最关键、最决定性、最具基础的时期，改革一旦成功，不仅对中国具有承前启后的深远意义，也将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内研究体制改革的权威专家迟福林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时说。

　　在迟福林看来，行政体制改革已成为绕不过去的“槛儿”，因此，深化改革既不能拖延，又不能盲目；在需要由中央层面而非国务院主导的“顶层设计”下，中央应拿出巨大决断和魄力，排除各种利益关系和杂音，以收入分配改革作为突破口，解决当下国内由私人产品短缺变为公共产品短缺的社会主要矛盾。

　　建立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

　　《中国经营报》：多年来，有关改革突破口、“顶层设计”等话题都是两会热点，那么，到底怎样才能形成突破？顶层设计久拖不决的主要障碍有哪些？

　　迟福林：改革确实是到了一个困难阶段。现在最关键的是，对当前改革的突出矛盾作出判断，我认为突出矛盾就是利益关系失衡，比如垄断行业和一般行业的利益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利益关系，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利益关系，部门利益和整体利益关系等，这些利益关系解决好了，改革才有可能突破困境。

　　而深化改革、顶层设计，有三个问题很重要：突破点到底在哪，由哪个机构负责推动和主导，推进的具体时间表如何设定。

　　关于改革突破口的寻找，要从当下的社会需求出发，要有利于当前最急迫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时还应当是社会呼声比较大的改革。比如收入分配就牵动全局，对国家实施由投资拉动向消费主导转型具有重大作用，同时也是社会多方面期待的改革。

　　其二，当下我国需要实施的转型，绝不是简单的经济转型，而是经济发展方式、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改革发展的综合全面转型。必须看到，30年来，老百姓的核心需求变了，绝大多数人已经从私人产品短缺，变为对公共产品、公共信息、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和监督等的需求，这意味着如何尽快建立合理的公共治理结构成了关键问题。

　　第三，今天的深入改革无一不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因此需要强有力的协调和推进，需要中央强有力的决断。比如，党政分开，提出20多年了，但过去往往是一般性口号多了一些，缺乏强有力的推进，而现在，不仅是党政分开，怎样选准老百姓共同需求，实现政府转型更为务实和迫切。

　　《中国经营报》：在改革突破口的选取上，胡德平认为，农村土地改革是根本，也就是让公有制真正归位，而这么多年法治、程序、制度都已经相对健全但却落不到实处，所以要从政改入手；吴敬琏提出了防治部委利益扩大的“顶层设计”；厉以宁强调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税制改革，你则发出了防止“政府增长主义倾向”。那么，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有哪些难点？是否有可参照的推进路径及大致时间表？

　　迟福林：现在，大家谈的“顶层设计”主要释放了三层信号：首先，现在改革背景和以往有了很大变化，需要新蓝图、新规划；其次，现在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利益关系失衡引发的矛盾更深刻、更复杂，如果没有顶层设计，由于当下改革既是经济改革又是社会改革、政治改革，很难综合推进；第三，改革需要加强协调，包括顶层的设计和协调。

　　这也就是说，改革的背景、特点和协调三方面，是顶层设计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

　　在我看来，第一，顶层设计的改革目标设计很重要，首先要以公平可持续为目标，以协调利益关系为重点；第二，重点在于“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绿色增长、市场导向、政府转型”五大方面；第三，要有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来推进。

　　推进政府转型当下有两个关键事项。其一，把以权力约束权力和以社会监督权力相结合，避免机制性腐败。其二，改变政绩考核方式，扭转各地政府将GDP增长视为唯一价值的“增长主义”倾向。

　　《中国经营报》：你是说由中央来推进而非由国家发改委，或是恢复原有的体改委？

　　迟福林：不是简单的恢复。发改委既有宏观协调，又有项目审批的职能，难以超越部门利益协调部门、行业、地方的改革。

　　当下的改革，主要是各种利益关系失衡，怎样超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和地区利益，国务院的某个部门怕很难协调，何况部门利益的自我掣肘就很强烈，面对部门利益协调失衡，要求协调机构必须超越部门利益。

　　现在与过去有很多不同，改革遇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比如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社会的关系都面临很多挑战，改革已具备多重属性，深刻性、复杂性大大增加，需要一个统筹各部门利益的机构。

　　具体到是否恢复体改委的问题，我们也要历史地看。

　　体改委当初的设立主要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而现在尤其政治体制改革需求很突出。作为一个老“体改人”，1988年，我在海南当过体改委主任，当时主要是履行股份制的审批职能。所以，从感情上讲，老的国家体改委当年确实做了很多好事，但在今天大背景下，简单恢复和重建老的体改委，确实做不好很多事。比如，中央提出来大部制，行政决策权和监督、执行权三方制约，但就是推不动，无人落实得下去。

　　再像医疗改革，需要十几个部门，包括卫生部、国资委、财政部等都需要协调，体改委当时也成立过各部长的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但成效不大。

　　因此，未来的中央顶层设计机构既是中国改革的决策部门，也是改革的指导部门，还是改革的协调部门。它只能做实不能做虚，这就需要中央高层领导专门负责此事，这就需要建立直属中央的改革协调机构。

　　《中国经营报》：这个机构什么时候可以成立？

　　迟福林：我个人希望十八大之后可以建立起来。

　　收入改革要当机立断

　　《中国经营报》：你近年的著述中，二次改革、二次转型、消费主导等成为关键词，而主导消费的前提是分配改革，那么，当下收入分配改革的难点主要在哪？收入分配改革的整体方案迟迟未能出台的阻力主要在哪？怎样才能推动本届政府任期内出台整体改革方案？配套方案如何跟进？

　　迟福林：当下改革要取得突破，最核心的任务是要做好三件事。

　　其一，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近几年，各地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有所加强，导致市场化改革受到影响。中国需要的是市场主导下的有限政府，而不是政府主导下的有限市场。

　　其二，推动以打破垄断为重点的国有企业改革。以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国有资本配置，将庞大的国有资本用于最急需投入的公共服务领域，这样既有利于国企改革，也可以为民企发展创造空间。

　　其三，推进牵动全局的收入分配改革，这一点最为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早在数年前，政府已将其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但由于涉及面广，一直没有形成明确方案。

　　因此，当前中国改革中最深层次的矛盾就是利益关系失衡，只要收入分配不调整，改革就难以触碰实质问题。而中国经济的转型依赖于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和消费倾向的转变，收入分配改革不推进，经济转型也难有动力。

　　现在的收入分配改革，深层是利益关系的调整，涉及对利益关系调整的未来判断。更深层的“两个同步”（即收入增速和经济增速同步、劳动者报酬和生产率提高同步），还涉及到对政府的约束，政府能否在打破利益关系上下决心。

　　我认为，现在基本条件已经成熟了，政府能够实现相应调整。在总体条件成熟、社会呼声强烈、久拖必影响社会发展大局的情况下，我看年内出台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并提出财税改革等的配套方案，应该说是确有难度，但不是不可能。

　　《中国经营报》：近两三年，国内外形势非常复杂，这个时候深入推进改革的难度是否更大？在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之际，该规避哪些所谓因为形势而阻碍改革的借口？

　　迟福林：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我们看到，现在的外部环境确实有变化，如欧债危机等，国际环境有深刻变化；国内的利益关系则复杂化了。越是这时候，越要注意防止两个倾向：第一，不要怕改革，矛盾越积累越多，怕“小乱”往往是积累“大乱”，惧怕改革没有意义；第二，不能盲目改革，要从自己的基本需求、基本国情出发，把握改革主动权。

　　第三，在国内外形势剧变的情况下，改革的杂音太多，这时候，改革的头脑一定要清楚，不能动摇自己的路线，也不要太多顾虑。未来5~10年，是我国深化改革最关键、最具决定性、最具基础的时期，改革一旦成功，不仅对中国具有承前启后的深远意义，也将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