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尘中的“洁白”

　　李晨

　　 近年来，一批优秀的主旋律影视剧如清新刚健的新风，重新讲述着人道和人心、情感和正义、革命和历史，也将“理想信仰”这四个字重新注入社会的价值天平。特别在青年人当中，这些影视剧引发了热烈的追捧和讨论，八零后们青春岁月里寻找激情和纯白的心灵在茫茫的烟尘中与百年中国一条珍贵的精神血脉相遇相知。而今天的现实是，生计的压迫让功利主义的盔甲越来越坚不可摧，揣测人心的险恶使得路边跌倒的老弱无人敢扶。这个时候在烟尘中遇见一份洁白的理想，是多么幸福而迫切！

　　 历史自身会呈现力量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悬崖》中，打入伪满政府警察厅的特工周乙在营救出同志顾秋妍和可爱的小女儿后，坦然的走向了一个革命者生命的最后归宿，面对厅长高彬的审问，他平静而深沉的诉说着自己的信仰：“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新政府，没有皇帝， 没有权贵， 没有剥削和压迫，不会丧权辱国，让人民能够有尊严地生活，新政府，不会奴役人民。”这样的理想在近年播出的许多革命历史影视剧中都能找到呼应——青春主旋律剧《恰同学少年》里面，年轻的学子在一个黑暗的时代敢于挺身宣告：“这一切都太不合理，这一切都必须改变。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要让所有的中国人，不管是男的、女的，城里的、乡下的，有钱的、没钱的，我都要他买得起药，看得起病。”

　　 这些让人动容的声音在渐渐转移着日常的话题，身边的青年朋友用“烟尘中的洁白”来形容主旋律电视剧带给我们的“理想”，她说：当你试图进入历史深处，历史自身就会呈现它的力量，在那里有让人期待、让人相信的东西，快乐女声可以没有，但这样的理想必须有，因为我们贫血的青春，太需要输血。的确，走出娱乐狂欢，去寻找带着光和热，带着历史的激情和现实脉动的理想——这样的渴望已经开启。

　　 然而，我和朋友又谈到如何在烟尘中守住洁白？“洁白”这个词让我们从影视剧的故事情节联想到历经白色恐怖且至今健在的台湾作家陈映真。在散文《父亲》中他写道：“我在1968年入狱之后，蹲在囚室的角落里细想，才逐渐明白父亲对眼看着不能回头地走向险路的儿子，是怀着怎样的忧虑，强忍着失去孩子的恐惧和痛苦，百般叮咛：‘追求世上的正义，不能忘记人原有的软弱，不能失去灵魂的洁白……切莫因倾向于变革而舍弃了信仰……’。”

　　 1979年10月3日，出狱后的陈映真再次以“涉嫌叛乱，拘捕防逃”之罪名遭逮捕审讯，36小时后得到保释。对于“二进宫”的政治犯来说，身内身外弥漫着的恐惧感也许比莫名的罪状更加深入骨髓的钳制人心，但陈映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越发坚定执着。在《后街》中，有这样的回忆：“他被前来具保的妻带回到被恣意搜查得凌乱不堪的书房，在地板的一隅，他捡起了一本他为《夏潮》工作时的采访笔记。笔记上竟记载一个被压杀的工会运动的始末。虎口归来，读着数年前的采访笔记，不禁眼热。他突然悟解，当他生活在随时可能被逮捕的日月中，写作竟是唯一的抵抗和自卫，他把采访笔记的材料小说化，就是1980年发表的《云》。”

　　 “洁白”背负的困境

　　 在陈映真所走过的道路和他所保持的“洁白”背后，有一个大的理想。为这“大理想”，我们都喜欢《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瞿恩，他将中共早期的革命精神道成肉身，写下一种超越个人、为国为民的大道。从瞿恩传递到瞿霞的那句话——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而是理想通过我而实现——深深打动了我周围的青年观众。这纯粹洁白的理想不是今天流行的“小清新”，它坚定刚毅而又厚重执着的质感，呼应着一种渴望、召唤着对现实桎梏的抵抗和反击。

　　 然而挚爱这份理想与洁白的同时，又需要清醒的看到理想与洁白要面对历史和现实、要召唤出抵抗的力量就必须，也不得不有所背负。在今天，洁白要背负的是一个困境。

　　 首先是理想落入日常和现实的困境——如何做好人的困境。去年在上海戏剧学院新空间剧场演出的话剧《北京好人》讲述了一个如何在艰难的时代保持洁白心灵、做个好人的故事，但故事的结尾，好人竭力搭救众人却不堪重负、自顾不暇，只能面对观众疾呼：你们帮帮我！这时难免让人想起《蜗居》中的宋思明，无所不能的贪官举重若轻的对海藻说：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算问题。他的一切魅力和自信来源于背后钱权一体的资本势力，小贝的纯良无力抗衡，灰飞烟灭。所以“洁白”是有敌人的，在今天的现实语境中，“洁白”不应是自为自在的，它的力量必须体现在与宋思明的较量当中。也许这样的较量对照悬殊，但愈是危急愈需担当，困境下放手便是绝境。

　　 从日常现实转向历史的纵深，还要反思并追问的是如何既保持“洁白”又在抵抗中不复制恶？它提示我们，必须将“洁白”复杂化。在小说《山路》中，陈映真借革命未亡人的绝笔替当年的殉道者叩问，“忘我”的革命精魂该如何面对“为我”的时代现实？这是革命者们在当代的精神困境。这个意义上，“洁白”是历史不可承受之重，要坚守理想，就必须以精神的担当面对历史的曲径。革命者的“洁白”，包括主旋律影视剧所召唤的“洁白”，必须与它所背负的痛苦，与历史的沉重和现实的危机放在一起理解。“洁白”和“洁白”的复杂化，这个过程需要观众的能动性参与，为“让人民能够有尊严的生活”而激动的同时并非把它定格在影视剧的空间中，而是加入一种剧情和现实相叠合的视角。

　　 主旋律影视剧的贡献

　　 革命影视剧所提供的最宝贵资源，恰恰是让每一位观众在当下社会的现实处境中，重新理解伴随中国革命一路走来的前辈，重新理解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献出生命的先烈，重新理解在革命实践和广阔的土地、人民结合的过程中，所打造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类型。就像《我的团长我的团》《永不磨灭的番号》中展现出底层人民光彩的“炮灰”们，就像《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石光荣念念不忘的青石岭战友和蘑菇屯乡亲，这些革命者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有着血肉关联，在这个视野里能够发现土地的饱满和人民的活力——不是国民劣根性，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和个人主义合法化，不是人对人像狼，也不是以甫志高为榜样的人情味，更不是以宋思明为楷模的成功男士。这里有从弱中锤炼出的强，它是中国之为中国的扎实一面。

　　 《悬崖》的最后一集，警察厅长高彬质问周乙：“你不觉得你们的信仰太荒唐了吗？马克思所有的承诺，你共产党根本就做不到，你看看斯大林就知道了。”而周乙的回答是：“能做到的……我们做到这些，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也许一百年……”这种穿透历史烟尘的信心和信仰，在《黎明之前》的水手赴死一集中亦有极为沉静而旷远的表达。

　　 无论革命历史剧还是谍战剧，无疑都是今天的“时代剧”，敌我、明暗的智斗让人津津乐道，但真正让观众停坐在屏幕前久久震撼并沉思的，始终是关于理想、信仰和牺牲的命题。当周乙面对高彬时，洁白的信仰就像绝对命令，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这“信”不是幼稚，更不是敷衍，而是执信和力量。

　　 《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杨立青的理想是成为瞿恩教官那样的人，这样的选择以其所信击败了董建昌式的功利和实用。而青年们更喜欢《士兵突击》中为洁白理想所化身的那六个字“不抛弃，不放弃”，它在日常现实中，让好人有信心建立手拉手、心连心的情谊。这既是历史留下的宝贵资源，也是优秀的主旋律影视剧在烟尘中最正面的贡献。

　　 （本文作者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