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企业家：光线没有兄弟

　　文：文/王昕 采访/王昕 杨婧 何斌

　　当着公司其他高管的面，王洪田跟自己的哥哥、光线总裁王长田(微博)大吵了一架，他“叮咣五四”地摔了东西，还撂下句狠话“上市之后我就走。” 那是光线传媒(微博)上市之前，吵了这场架之后，兄弟俩一个月没说话。

　　那一次，王洪田完全发泄出了压抑已久的情绪。他痛哭一场，跟王长田说：“我真的受不了了，我没法跟你沟通，也没脸在这待了。” 现在回想起来，在心里面，王洪田是在以弟弟而非下属的姿态对哥哥呐喊：“我是你的弟弟，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凭什么我做得好，你都不表扬我，别人有错，你要拿我当替罪羊？”

　　有好几年的时间，王洪田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中国人讲“杀鸡给猴看”，王洪田自认做“鸡”做了好多年。他满腹委屈，作为王长田的弟弟，这么多年都活在哥哥的光环下，那么多人盯着，做得好没人夸，做不好就肯定要被人告到老板那里去。王长田能怎么办？即使不是他做错了，也需要拿他顶上去做这个出气口，这样别人才会说，你看即使是自己亲弟弟老板也会骂！

　　“何况人都是有虚荣心的，如果人家都说，王长田挺牛的，他弟弟就是一个混子。那我自己情何以堪，怎么去面对别人？”王洪田说。外人眼中，光线一直被认为是家族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做得不好，很容易被人家看成一个“狗屁不是”的人，只因为沾了家族的光进的公司。王洪田说自己承受的压力比别人大得多。

　　王长田很认同别人对他“骆驼”的定义，王洪田则觉得如果打个比方，自己更像一头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挨打挨骂，最后捅一刀还能弄出点牛黄来。“牛就是要承受所谓特殊的地位、周围的朋友和家人给我的压力，这些压力积蓄时间长了，就成牛黄了。”有两三年的时间，王家兄弟的沟通出现了问题，王洪田对哥哥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两人经常在办公室吵架，一个比一个嗓门大，吵到最激烈的时候，王洪田冲着他哥大喊“要不你打我？！”

　　那段时期王洪田心情特别抑郁，曾经想过离开，他跟母亲倾诉，自己和哥哥既有兄弟之情，也有办公室的领导和下属之间的关系，处理这种关系让他无所适从。母亲和他妻子劝他，他发狠，说：“爱怎么着怎么着，公司关我屁事！”虽然嘴上毫不示弱，但他心里明白，自己嘴硬心软，嗓门越大越暴露出底气不足。

　　王洪田曾说过，自己是光线唯一不能辞职的人。“你让我离开，你告诉我上哪儿去？我到别的公司，人家会用我吗？我去创业？我所有的青春无怨无悔全给了光线，没有为自己铺任何后路，我把自己的命都放在这了，你说怎么办？”在光线十三年，他早已和光线长到一起，割不断了。可是自己一个快四十岁的大老爷们，说出去的话又收不回，于是兄弟俩就这么较着劲，拧巴着。

　　这种冷战状态一直持续到不久之前，王洪田生的那场大病，事情才有了转机。也许是因为心里仍然别扭，王洪田没让哥哥去病房。其实王长田一直都知道他病情的进展，做手术之前要定方案，一会说是恶性的，一会又说是良性的，他提心吊胆，找人在网上查，问有没有可能是恶性的。事后王洪田的妻子告诉王洪田，“大哥曾经说过，如果是恶性的话，就给你联系到美国去做手术，他说弟弟的命比什么都重要。”

　　做手术之前，王长田带着一大家子去医院，听医生讲排查过后良性的可能性很大。他出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赶紧点了支烟，稍微放松下来之后，才到弟弟的病房来看望。王洪田非常吃惊，也很感动：“他就是暗地里去关心一个人，这点挺让我感动的。”

　　王长田表达对弟弟的关爱，一直采取一种轻易察觉不到的方式。当年兄弟俩都在北京电视台工作，王长田做经济新闻，王洪田做社会新闻，共事长达四年的时间里，王长田只负责给弟弟做了引荐，然后就不闻不问了。

　　“其实后来真的不管我吗？你想，他就我这么一个弟弟，他不管我管谁啊？他那个人关心人属于不是很直接的，他属于用内心去关注的那种人，他的内心是柔软的，但是外表很坚强。”王洪田说。到了王洪田离开北京电视台，和王长田一起创业的时候，才从以前的主任口中得知，哥哥经常向他打听自己工作做得怎么样，实际上一直在默默关注着他。

　　王洪田觉得兄弟之间交流的方式很奇怪，不像是姐妹之间那样亲密无间，其实他自己是很少跟哥哥沟通的，他有点“发憷”。王长田是个辩才，王洪田和他说话，经常是还未张口，气势就先被压下去了。更多的时候，没能解决问题，还被哥哥训了一顿，最后只好示弱，当着哥哥的面哭鼻子。

　　王洪田比王长田小8岁，是家中在母亲身边陪伴最久的孩子。兄弟俩的性格又截然不同，如果说王长田温润沉静如玉，王洪田则好似一团火。兄弟之间不仅横着三条代沟，还有彼此早期不同生活轨迹造成的生疏。

　　生活的岔路口

　　读书的时候，王长田一直都是品学兼优的尖子生，他从大连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考到县城的重点中学，又考到了复旦大学新闻系。他所就读的复旦新闻84级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级，除他之外，还有新浪CEO曹国伟(微博)、《解放日报》的总编辑裘新等传媒名人，这一级的学生，除了少数转行的，后来几乎都用自己的方式践行了新闻理想。

　　那个时代的新闻人基本都怀着强烈的改变社会的理想，王长田则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小学老师，也是启蒙老师是下乡青年，本来就是一个愤青，教学方式也跟别人不太一样，在王长田还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上语文课就给学生们读《烈火金刚》。他的初中老师则是学校里最厉害的女教师，有文艺范儿，教学最好，脾气最火爆。高中老师又是一个愤青，对社会很不满，希望改变社会。三位老师都在给王长田灌输一个理念：去做记者，改变这个社会。

　　也许是这几位老师塑造了王长田的性格，使他的一生都保持了这种强烈的是非观，并且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不放弃用自己的方式去改变社会的想法。

　　王长田在复旦时的辅导员和班主任，现任FT中文网总编辑的张力奋回忆初入复旦的王长田：个子长得很高，可能营养不是很好，显得瘦弱，内秀、内敛。一个北方农村的孩子，第一次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生活，生活习惯、语言都不一样，像来到半个外国一样，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种不安全感。“

　　张力奋觉得那时的王长田不像个北方学生，身上看不出太多北方人的那种粗犷，他敏感细腻，更像一个南方人。王长田的适应能力很强，到了大二的时候，已摆脱了刚入校时的不安定感和焦躁，变得从容，也放松起来。他为人诚恳，重情义。他的性情契合了复旦那种自由，浪漫甚至小资的情调。当时的复旦新闻系强调“两典一笔”，读经典和古典，加上一支笔。王长田读了很多书，在复旦园的课余生活开始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他热衷于跳舞，写诗。他的书法有一定功力，高年级时担任了复旦书画协会会长。

　　在大学时，张力奋预料王长田的同班同学，现任新浪总裁的曹国伟未来可能会做公司，但并没有想到王长田日后会成为一名企业家。“经商做生意，对王长田来说，就好像一个十字架，只要背上就要经受痛苦的磨炼。在中国创业做公司，很难避免原罪，需要接纳和包容潜规则的能力，但他‘偏偏不是个轻易对底线让步的人。无论妥协，还是抗拒，他的内心总是在经受种种挣扎和搏斗，最终还是痛苦。”

　　王家有兄妹四人，他们的父亲是普通的工人，王洪田回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手非常巧的人，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木工、瓦工、车工的活都会做。王家的桌子、柜子、炕都是他亲手做的，连房子也是他盖的。王长田继承了父亲的聪慧，如果什么东西坏了，让王洪田修的话一定就乒乓两下砸开来了，但是王长田不会，他做事善于动脑子。

　　但直到他们的父亲退休的时候，工资也只有500多元，而王家有四个孩子要读书，日子窘迫程度可想而知。王长田和他的姐姐本可以同时上学的，因为家里条件有限，姐姐选择了牺牲自己，在14岁的时候就参加工作，几乎以一己之力供弟妹读书。王长田的母亲身体不好，在三个年长的孩子都离家读书或工作之后，照顾母亲的重任就落在了年纪尚幼的王洪田肩上。

　　四个孩子中，王洪田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最久，也最能理解母亲，心疼母亲。直到他二十多岁离开家乡之前，家里的农活都由他做。虽然年纪小，但是捡柴火、打菜、打草、喂鸡喂猪这样的农活他都要做。王洪田记得很清楚，他读初中的时候，爷爷去世，母亲恰巧也病倒了，家里没人做饭，他要负责为前来吊唁的亲戚做饭。

　　“我哥对农村的这些东西其实感悟不深，他就是一门心思学习，学习很好，字也写得很漂亮，个子也不错，长得文质彬彬，挺儒雅的一个人。哥哥姐姐都是按那条路走的，他们考上大学了，问题是我压力大啊，我跟他们年龄有差距，我跟长田差8岁，实际上是有代沟的。”王洪田说。

　　王洪田曾跟母亲聊过，如果没有哥哥，他今天做不到这个地步，可能还在家乡那个小县城里，像闰土一样。对于他这样的农村孩子来说，读书是唯一的出路。考初中的时候他考了第五名，但只有前四名才能进到他哥哥和二姐曾经就读的那所重点高中，后来他推算了一下，大概只差1.5分。高考之前，他生了病，吃的药副作用导致他考试之前一夜未睡，结果发挥失常，这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直到来北京很多年之后，还会梦见当时的情景。

　　王洪田曾经很自卑，自己来自小县城，基础比别人薄，在起跑线上又输过，到了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尽管别人未必真的比自己强，但是心理上总有一种自卑感。直到他结了婚，才下定决心抛掉这个包袱，“总不能活一辈子都在遗憾过去这件事情吧？”

　　他的母亲曾经对他说：“别看我对四个孩子一视同仁，其实私下里我是最疼你的。”他说：“妈，我当然知道了。”在母亲面前，王洪田还是保持一个孩子的心态，能逗母亲开心。他做手术的事情一直瞒着母亲，等到他出院的时候，母亲见了面习惯性地想摇一摇他，他才说自己做了手术。他母亲当时就哭了，责备自己居然都不能为儿子分担痛苦。

　　他的母亲年轻时曾考上过师范，每天上下学要走几十里路，她身体弱，坚持不下来就退学了。从此以后她的全部世界都集中在了自己的四个儿女身上，变成了一位朴实的农村老太太。她担心身材发了福的王洪田像他舅舅一样患上糖尿病，跟他说只要你能减下肥，就奖励你一万块钱。王洪田果真减了一点体重的时候，老太太高兴得，说我先给你两千块。

　　而对自己的大儿子王长田，她的爱是另一种方式。王长田在娱乐圈中出了名的不爱应酬，每天吃老太太给带的爱心盒饭，那个盒饭里的菜多得三个人都吃不完。老太太心疼大儿子工作压力大，生活又不规律，帮不上别的忙，只能把一片爱心全部浇灌在给儿子做的饭菜上。

　　跟王洪田不同，王长田从不在家人面前提及自己事业上遇到的烦心事。家里人只能依据他的脸色猜测最近的状况。有时候，王洪田提到某个节目收视率不好，或者电影的票房不好，老太太就跟着着急。王洪田跟她说，“我哥这么多年过来，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锻炼得比铁还要强，比钢还要强。你放心吧，公司那么大的坎儿他都过得来，就是人生最坏的结果他都经历过，你还怕什么？”

　　1998年，因为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件，王长田离开北京电视台，创办光线传媒，当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个年代的娱乐圈，周迅刚刚起来，羽泉都还没出名，还跑到广场去唱歌，韩红更甭提了，当时红火的歌手是田震、那英、尹相杰、黑豹。王长田去美国考察了一圈，认定了娱乐业在未来有巨大前景，决定放手做。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第二年，王洪田加入光线传媒。当时光线面临的环境很险恶，“制播分离”大多数时候停留在口号上，电视台里的一些自我保护政策也能杀死光线这样的小公司。

　　王洪田亲手制作了光线的王牌节目《中国娱乐报道》的头两个样片，在第一次看片会上，不少媒体中途离场，王长田脸色非常不好看。在回收的调查问卷上，还有记者把这档节目骂了个狗血淋头。不久，与王长田一起发起成立公司的四个股东全部撤走，刚刚热闹起来的嘉德楼又开始冷清，王长田的烟抽得比以前更凶。

　　对王家兄弟来说，最大的打击莫过于1999年他们父亲的离世，这成了他们心中永远的遗憾。1999年，正是光线最苦的时候，每个人只发800元的工资，所有人都觉得前途未卜，连一个摄像被别人挖走都能让王长田心惊肉跳。一直到2005年，光线才慢慢好起来，人员也稳定了，营业额起来了，市场打开，知名度也有了。“你看现在这里金碧辉煌的样子，可惜我父亲看不见了，没享上福。”王洪田说。

　　那时候的王长田大概还只有一个骆驼的雏形，一只独峰而已，政策一有点风吹草动，他就岌岌可危。王长田说，这么多年他没有多大的战略错误，这是事实。但是有些他不能掌控的因素也能左右光线的死活。

　　六年前，光线的账被封过。当时对“制播分离”的理解有偏差，这是用节目换广告时间，那么在交易的过程中应该交几次税呢？税务局认为不仅广告时间要交税，企业经营广告的时间还要再交一次税。光线的账被扣了半年，连王洪田都绝望了，觉得很难做下去了。

　　但王长田坚持要做下去。“我哥这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比一般人强很多，这个行业当时那么多公司，后来全死了。最难得的就是一份坚持，所谓骆驼就是如此吧。他曾经挨过刀子，在沙漠里别人给他一刀，又能怎么样呢？”他这样回忆。

　　王长田以前脾气急躁，动辄发发火。他极其专注于细节，是完美主义者，有时候他参加其他企业举办的活动，看到会场布置的时候，简直如芒刺在背，心说这要是光线自己做的，肯定抬屁股走人了。

　　王洪田也说，王长田以前是抓小不放大，甚至事必躬亲。比如设计公司的画历，或者设计展位的装饰，甚至一张名片、一张海报，他都要亲自去盯着。“你说哪有这样的老总？那大家干活儿是多郁闷的一件事儿！在这一点上，他真是抓小，但他不放大，大的照样抓，他就属于大小都抓。”

　　但是这十几年来，王长田刻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改变，做了很多妥协，他的性格变得绵了一些，虽然仍是尽可能地追求完美，不过有时候会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降低自己的标准，前提是公司的水准保持在整个行业的水平线以上，并且要高出一大截。

　　在王洪田看来，王长田以前的脾气急躁是因为心里着急，他觉得“我的企业做得又不差，怎么就上不了市呢？凭什么这个钱不让我们赚？怎么我们办个活动，这个爷爷、那个奶奶都来管着我们？”他憋着这口气好些年。

　　他的苦闷还在于，他想把企业做大，想上市融资，但长期以来别人不给他高估值。他眼巴巴瞧着那些互联网公司，一点盈利都没有，一圈就好几十个亿回来。他的公司一年辛辛苦苦挣好几千万，市盈率却只有十几、二十几倍。

　　何况光线那么多员工是跟着他一

　　命运的聚合

　　起打江山过来的，时间长的也有十几年了。现在房价这么高，生活成本这么高，怎么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他内心柔软的东西在这里，所以他也觉得很苦闷。

　　再者，以往的业务，他一入手就能做出一个商业模式来，唯独在电影这块，他还没做到首屈一指。只要一部电影的票房不好，他就着急上火，发狠说：“这个片子是我们公司生死攸关的一个片子。”

　　王洪田说：“他为啥这么说啊？他真缺那个钱吗？他就是要争一口气，他一直想在这个行业做出点影响来。公司上市是一个大成就，但是在具体的某个领域没能做到NO.1，这是他心里的一个疙瘩。如果光线做了一两部《泰坦尼克号》这样的片子，你看他出去说话底气足不足？”

　　“王长田一直希望做这么个东西出来，但是他找不到合适的渠道。你说找谁？找冯小刚？华谊签了。找陈凯歌？没准儿刚弄一个片子，全折里了。张艺谋？永远傍着张伟平。像宁浩这样的，好不容易发现一个，弄出个《无人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上映呢。”

　　“跟香港导演合作？人家来内地是淘金来的，当然也有好作品在里面，但你自己的东西在哪里？你有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他在思考，这一定是让人痛苦的一件事情，他找谁去做这样的东西？不是有钱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王长田曾有过数次机会，有可能带领光线转型，也可能更早上市融资。如果在六七年前他就开始做网络视频，那么光线现在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方向。不过张力奋认为事后诸葛亮没有多大价值。“王长田的性格，决定了他的成就，决定了他做事的方式，也决定了他的痛苦程度和可能要经受的锤炼。以王长田的个性，既然一些偶然的因素让他选择了光线这条路，磨难也好，物质、名声也好，他还是会这样按照自己的性情。即使不做光线，他还是会找到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面对机遇，王长田自身的经历使他对任何一个决定都希望能够考虑周全，但是在商场上考虑周全，有的时候商机是会白白溜走的。

　　找回定位

　　13年间，王洪田见证了光线成长的历程，但时间越久他心里就越别扭。兄弟两人性格迥然相异，生活态度、人生目标也完全不一致。

　　王长田的勤勉是出了名的，他事业心很强，能从工作中得到快乐，获得极大的满足。只不过他这个弟弟永远是“家庭第一”，不太看重事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散漫”惯了的，到了下班时间绝不肯加班，晚上9点之后手机就关机。

　　别人瞧着不像话，你哥哥是老板，都吭哧吭哧干活，你凭什么啊？他嫂子也劝他，总想让他像哥哥一样，他说你别天天逼着我，我不是那样的人，给我那样的任务我也做不了。

　　王长田也觉得这个事不对味，找他聊，意思是你不能拿公司不当回事，怎么说也是个元老，怎么对公司没有感情呢？

　　王洪田觉得这个逻辑不对，非要每天八九点下班才能表达对公司的热爱？既然不对，干嘛要坚持？两个人常为了这个吵架，鸡同鸭讲，弄得彼此都难受。王洪田干脆就以小卖小，混不吝了，就这么着，居然十几年也坚持下来了。

　　这些小事倒也罢了。按说，整个光线的事业蒸蒸日上，王洪田是光线早期的创始人之一，又是王长田的弟弟，应该很受重视吧？但这些年他的职位一直没有超过总监级别，持股也不到2%。很长时间内，王洪田都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他也没想过自己到底适合干什么。王长田跟他说：“第一，你的标准比较低；第二，你不适合管理。”他不服：“我不适合管理，我管那么多节目？我还做了那么多年的总监呢，人力资源部由我管，我也没觉得差到哪儿去。”

　　王洪田前两年没想明白的一点是，哥哥所说的“适合”，指的是符合他身份的那个职位，而不是他的能力。

　　“就是因为我是他的弟弟，做得再好也没用。除非离开公司在别的地方做，他才能看见我的光芒。这就是灯泡和灯罩的关系。”

　　跟哥哥吵了许多年，冷战了许多年，王洪田终于明白，“王长田弟弟”的这个身份就像个紧箍咒，一旦戴上，恐怕许多事就必须忍耐了。“家族企业”这顶帽子扣在光线身上多年，也压在王长田心上多年，既然如今光线已经上市，那么他就势必更加顾忌家族的影响。

　　对于自己的股份，他曾经是想争取一下的。王长田把他叫到办公室，简单解释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主要是要考虑到别人会怎么看这件事，其实骨子里，王长田是非常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的。

　　一场大病之后，王洪田想明白了。“那就认了吧。自己吃点亏就吃点亏，还能怎么样呢？有些东西既然不能改变，天天哭着喊着要，能怎么样啊？就算最后给了你5%或者10%的股份，又能怎么样呢？有些东西，即使争到了，你同样会失去别的，比如情感，或者人家觉得你这人怎么这么看重钱啊？我也不去想那些东西，我只是希望等三年之后我的股票能涨到一百多块钱，那我也算有点儿模样的人，我觉得高高兴兴的就行了呗。”

　　王洪田也动过一些小心思，比如同样是兄弟，“华谊兄弟(微博)”的名头人尽皆知，那光线要是叫“光线兄弟”会怎么样？他在纸上写“光线兄弟”四个字，自己看着心里挺美。不过这也就是自己娱乐一下，他明白自己跟王长田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光线兄弟”确实“兄”挺厉害的，这“弟”不咋的，那就别叫“兄弟”了，让人家笑话。

　　他还想给自己印个副总裁的名片过过瘾，不过想想也算了。就算王长田给自己一个副总裁的名头又怎么样呢？再说了，那样的话，公司的其他副总裁情何以堪？副总裁能像他一样六点下班吗？早晨六点吧。

　　既然想明白了，他现在做事就比以前聪明了。王洪田现在负责品牌和政府关系，只跟外人打交道，内部直接向王长田汇报，所谓墙里开花墙外香。以前公司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和王长田的关系，出去办事，人家问他你是王长田的兄弟吧？他说不是，名儿比较接近。

　　用他的话说，现在他是挂着王长田的名头四处招摇撞骗。在人情世故方面，王长田不如他那么“油滑”，那他就做一个辅佐王长田的人，为王长田处理外部关系，跟政府官员要项目。随着他一点点成熟起来，做成了很多事，王长田有时也对他刮目相看，在这个职位上，他终于找到了点如鱼得水的感觉。

　　不过他还是有点小牢骚。这么多年，他总结下来，除了感觉自己没得到应有的薪水，应有的奖励，最重要的一点是得不到表扬。他总记得电影《求求你表扬我》，给他涨一两千块的工资对他来说哪有那么重要？那不过是代表一种认可。他不忿的是，这么多年来，王长田从来不表扬他。

　　王长田是梦想主义者，他要做出一家中国最牛的传媒娱乐公司，而且要做到基业长青，所以他不断努力，他有种紧迫感。王洪田则觉得按照自己的境界，公司上市之后哪还管那么多。他跟母亲聊天的时候说，你看他累得那样儿，要我，哼，甩手完了。但他又大笑着说：“但我至少还要干三年，有三年解禁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