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亚当-斯密信徒在中国

　　文：苏小和 

　　直到今天，“自强压倒自由”仍然是集体意识和主流价值观。

　　如马地臣这样的商业冒险家，长期被解读为殖民者。这种记忆在通用的主流教材里反复陈述，终于固定为一个后发国家的历史伤痛，一种民族的自卑与自尊。但在国际贸易的语境下，马地臣和他同时代来到中国从事商业冒险的金融家、贸易家和生意人，却被解读为“亚当-斯密名副其实的信徒” ，所有当时在华的外国人某种意义上，都是世界主义者。

　　1869年，美国商人旗昌洋行的金能亨，曾致信英国怡和洋行的中国代表F.B。约翰逊：“在贵国内外，许多英国人和我们一样思考所有的问题，正如美国人和我们一样思考问题。我们事实上也许比我们大多数人所知道的，更是世界主义者”。

　　进入1870年代之后，在中国沿海城市兴起的商业竞争，可能更多的是中外商业力量的竞争，但被镀上了一层浓厚的国家救亡色彩，由此导致，第一，基于纯粹市场层面的竞争正在退缩，民族主义的情绪、救亡图存的思维方式正在大面积遮蔽市场经济的方式；第二，外国商业力量之间的竞争程度也在大面积降低；第三，由于民族主义高涨，国内商业力量之间的竞争一直没有展开或者竞争力度不够，就迅速被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官僚势力整编，商业的元素，市场的格局开始囊括在国家主义的名义之下。官商结合主导的经济发展，因此成为一种必然。

　　从1862年到1864年大约3年的时间内，外购洋行为大量中国商人提供了无遮挡的贸易信贷，促使本土的航运力量快速发展起来，这几乎就是用自己的资本力量培养与自己的竞争阶层。有意思的是，外国人似乎对此表示欢迎，一名英国领事在报告中写道，“由于上述获许的办法是与自由贸易原则一致的，它最终会对有关各方产生有利的结果”。这样的历史局面值得后人总结。

　　欧洲人17世纪到18世纪，经历过长达200多年的重商主义经济学阶段，诸如贸易保护等明显具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一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十分关注贸易收支与国际收支的意义，这些政策后来被经济学界界定为贸易顺差论，或者被称为劳动盈余论。重商主义的最重要的逻辑就在这里，这是一种致力于使一个国家如何变得更加富有，如果使得一个国家的政府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获得更大的权力和荣耀。

　　这可以说是前亚当-斯密时代人类社会最醒目的经济学风景，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这种国家主义层面的重商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巨大的怀疑与挑战，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得以诞生，一种致力于个人私有产权，致力于更大范围内的自由贸易的经济学，显然比一国由政府主导的重商主义经济学，更加靠近市场经济的本质。

　　大量的西方商人就是抱着这样的经济学理念来到古老的中国。理解上的落差是巨大的。接下来的100年时间之内，在中国，重商主义、国家主义、计划经济几乎完全主导了中国经济的走向，亚当-斯密的信徒们在中国节节败退，与之相适应的，是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也在这样的历史里节节败退，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把外国资本和中国企业家请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