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退出是一种解脱

　　毛振华：退出是一种解脱

　　下海，上岸。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轮回。作为中国评级产业的开拓者，即便不奢望做“财富英雄”，毛振华的经历也写满沧桑

　　文 | 本刊记者  黄秋丽 

　　2012年，毛振华在约旦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春节。

　　约旦亲王亲自驱车带着毛振华去看那里的难民营，瓢泼大雨，道路泥泞，难民们没有雨具，拥堵在路上。警察拉起警戒线，他们才得以脱身。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那些难民的状态深深震撼了毛振华。

　　他是应邀出席西亚北非论坛的，这与不久前他写的论文有关—《宏观经济和经济转型的问题》。约旦方面向他提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改革那么成功、社会那么稳定？

　　“中国改革第一个重要的年份是1978年，第二个是1992年。但是最有价值、也最容易被忽略的是1978年到1992年之间，这14年发生了什么？”毛振华说，如果没有1980年代各种思想的碰撞、突破，并形成改革的共识，就不会有1992年之后20年的高速发展。

　　他的名片上，正面印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背面还有6个社会职务，唯一一个跟公司有关的职务是“中诚信首席经济学家”。1992年，毛振华辞去了中南海政策研究室处长职位，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中介机构—中诚信；20年后，他再度转身回到书斋，中诚信似乎在他的事业中开始隐退。20年前，他的选择被形容为“下海”；如今，他拔脚“上岸”了。

　　“我在商业上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兴趣做财富英雄。”毛振华说，“我的商业生涯基本上是这样的：有一点经验，当一个观察者，一定意义上当一个思考者，就差不多了。”他是中诚信的创始人、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但他的目光已开始移至别处。

　　毛振华的身上保留了很浓重的知识分子气息，这是一部分“92派”企业家的特征。“当初下海也不是奔着钱去的。”毛振华说，中国那时还没有评级公司，如果可以搞一家像穆迪那样的公司，成为这个市场的风向标，他觉得“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

　　1992年，当他去游说相关领导批准中诚信的金融业务许可证时，很多领导还不知道评级是什么。“中国所有类型的评级，第一个产品都是我做的；指标体系也基本上是我建立的。”

　　当毛振华带着要做“中国穆迪”的使命感成立中诚信之后，方才发现，自己的热情多少有些盲目—他必须面对一个先天不足的市场。美国是世界上债券市场最发达的国家，因此才会诞生为这个行业服务的评级公司，才会出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准制定者；但中诚信成立时，中国的债券市场尚未成型，只有国债，且国债的利率被严格限定不能低于银行利息。毛振华感到很无奈：“在这个行当里，你居然不能够通过你的努力来扩大市场！”

　　在公司成立的前14年，中诚信的评级业务基本不赚钱，毛振华只能咬牙苦苦坚持。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开放了银行间债券市场，市场迅速扩容，评级才成为一个能够赚钱的行业。创办19年后的2011年，中诚信评级业务的利润第一次突破1亿元。

　　在这19年里，不知多少后起企业的年利润早已是十亿乃至百亿规模。“做了20年才到这个规模，其实很失败，因为你选择了一个被动性增长的行业。”毛振华说。这种失败感在公司成立10周年时更为强烈，因为那时中诚信没什么积累，而互联网的财富英雄们正在星光闪耀地登上舞台。当时毛振华的人事关系还在机关里，依旧有机会回到体制内做局长，但他还是放弃了。

　　在郁闷徘徊期，喜欢研究宏观经济的毛振华发现了一个秘密：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的中国，正在进入资产增值的时期。投资业务成为毛在商场的第二次尝试。相比评级业务，中诚信旗下的投资业务要成功得多。中诚信的第一笔投资是1999年收购北京长安街上的招商国际金融中心—它曾经是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烂尾楼，经过包装处理，中诚信获利甚丰。这些年以股权的方式参与房地产开发，中诚信没有失过手。但毛振华说：“搞投资是被迫的，如果做评级有好的市场，我肯定不会去做投资。”

　　如今，中诚信已是中国评级行业里的龙头企业，但离毛振华定下的“做中国的穆迪”这一目标还相去甚远。于是，他的离去也多了些悲怆意味：很多事情，注定是无法通过个人努力去改变的。

　　当然，选择淡出中诚信的日常经营管理，并不意味着毛振华淡出评级事业；相反，他非常密切地关注着行业的变化，这个行业承载了他的价值感和荣誉感。“公司并不需要我像原来那样做那么细的事，”他的角色是给公司把握方向，“不让他们浮躁，不让他们出大的偏差，坚持这些原则，这个行业赚大钱的日子还在后面。”对他而言，中诚信是一个不算成功但“基本正确的选择”。

　　20年来，商业始终没给毛振华带来很大的快感。“尽管中诚信已经走过20年，但它依然很脆弱，一个大的失误都不能有，一件事情就可以让你出局。”他认为这是行业特征决定的，评级是一个“以保守为生命”的行业，谁说的对就活下来，说错了就死了。

　　除了生死之忧，他还形容“做中诚信是向着一个神圣的东西去了”，但发现很辛苦，“以为那个庙很辉煌，结果发现住在里面的和尚并不怎么样。”在他看来，中国评级行业发展了20年还没有完全定型，“中国没有经历过一次真正的金融风险，所以好像谁都能评级；只有经过系统风险的考验，市场才会重视评级的作用。”

　　“我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差不多所有的变化，比如思想的、产业的、社会结构的等等变化。”这20年的丰富阅历、世间万象，尤其是波折起伏，也给他如今的选择埋下伏笔。

　　1999年，有关部门对毛振华进行的调查，对他是个不小的打击。中诚信成立之初是国有企业，有12家国企背景的股东，毛振华虽然是筹建者却没有股份。在1998年“国退民进”的大潮中，中诚信的12家国企股东选择了逐渐退出。中诚信改制过程中是否牵涉国资流失，正是中纪委调查的原因。虽然没有发现问题，却让毛振华成为惊弓之鸟。在转型做学者之后，毛振华曾私下说过，“中国现在的环境下，商人对自己的命运没有主控权，中国企业家的死亡率太高了。中国不具备把企业做大的环境，特别是金融性企业。我现在退出来，有一种解脱感。作为第一代创业者，企业发展了，而我也不是一个负面人物。”

　　2006年，穆迪入股中诚信，毛振华的感觉是“悲愤”。穆迪入股是监管部门要求的。“监管部门就觉得本土的评级企业不行，一定要让外资进来。”毛振华说，“穆迪的进入没有给中诚信贡献什么，它的窍门就是一个财务分析方法，我早就摸透了。”虽然当时穆迪以昂贵的价格买下中诚信49%的股权，但在毛看来依旧是个“错误的交易”，虽然那还是个“成功的谈判”。

　　在做中诚信时，毛振华经常被人追问：你给人评级，谁给你评级？言外之意，是不是政府授权的？即便完全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的评级行业，人们还是愿意相信政府的权威。而这些年政府的影响力，似乎越来越大。“一流的人才应该到企业，去创造价值；但是现在一流的人才都去参加国考了。”毛振华尤其怀念1980年代的启蒙岁月—年轻人都在思考中国的未来，僵固的思想被接连颠覆，整个民族焕发着蓬勃的、向上的朝气。

　　毛振华是个有使命感的人。他回忆起20多岁时做海南省政府副处长的经历—每天骑车上下班，“想着我的建议被采纳，能对社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儿。”现在，他的愿望是做个好老师。“想当老师，就要平和心态，你不能跟当官的比权势，你不能跟商人讲享受，但你的自由、你的假期，是别人没有的。”

　　对话

　　你24岁时就当了处级干部，仕途看好，1992年为什么要下海？

　　毛振华：首先我是苦闷，在思考道路该怎么走。觉得下海是一个机会。不只是我下了，我们公司同事里面，当部门经理的，甚至一般职员都是国家公务员下来的；也不只是公务员，总共三种人，都端着铁饭碗—国家机关、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我们公司中科院下来的都有很多。

　　1992年下海的核心人员都来自于主流(人群)。以前下海是被迫的，是混不下去或者说没有混进(体制)的才下海，这次(1992年)是主动下海。公务员下海，这在当时形成了一个浪潮。那批人下海了以后，改变了中国企业家的构成。

　　为什么当时会形成公务员下海的浪潮？

　　毛振华：改革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什么呢？他不自豪了嘛。肯定是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早期改革是官员牺牲了自己的利益的，因此他愿意下来，他不认为那个地位那么尊贵，现在经过这几年的回潮，重新回到了改革前的状态，官员的感觉、就业趋向、整个文化这些(都发生了改变)。

　　你认为现在这种回潮的情况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毛振华：(在正常的社会)一流人才做企业，创造财富；二流、三流人才才当公务员。公务员是很保守的，循规蹈矩做事的，不是创造性的。现在优秀人才全部都去政府了，来管我们这些市场里面的人，那我们不是被管得死死的？政府本来不需要这么管。把人才放到公务员里面去了，再管我们这些二流、三流的人，你说这个社会有创造力了吗？

　　一流人才不创造财富，专门享受财富，那社会就出大问题了，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只有改革。这个改革表面上是经济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利益格局的调整，就是一种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这个你不改，中国社会就存在大问题，经济转型实现不了。为什么改革引起人们那么大的共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