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改革又到攻坚战

　　周瑞金：改革又到攻坚战

　　如何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比解决发展的问题更复杂更艰难

　　文 | 本刊记者  赵奕

　　上海新华路旁的一幢高层住宅楼里，周瑞金拄着拐棍来给本刊记者开门。他前阵子出行时，脚不慎骨折了，正在修养恢复中。虽行动不便，但听说采访有关“南巡讲话”，他还是欣然让记者到家中畅谈。

　　这位头发花白的老者20年前是位风云人物，时任《解放日报》党组书记、副总编辑，主持报纸日常工作。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每年都来上海过年，会找上海干部谈关于改革开放的最新想法。在这一背景下，1991年春节后，周瑞金、凌河、施芝鸿三人组成写作班子，以“皇甫平”为名，接连发表四篇文章，畅谈深化改革。随后，这些文章遭到批判。

　　情况直到1992年才改变，邓小平于1月28日到2月21日到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发表了重要讲话。“南巡讲话”成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解放事件。而“皇甫平”在1991年发表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文章，被认为给“南巡讲话”做了铺垫，“皇甫平”一时间成为当时改革思潮的代名词。

　　“‘南巡讲话’的思想解放作用，的确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南方谈话2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可以说正是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成果。”作为亲历者之一，周瑞金给予“南巡讲话”最高的评价。

　　时隔20年再次回顾“南巡讲话”，周瑞金认为现实意义重大，“现在，可以说到了改革的又一个攻坚时期。”

　　预演

　　当今，中国改革所遭遇的状况，周瑞金觉得在历史上都能找到印证，“南巡讲话”的1992年，改革开放面临十字路口，呈现徘徊不前甚至要倒退的状态。

　　彼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中：德国推倒柏林墙；波兰团结工会首脑瓦文萨成为民选总统；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也都遭遇了社会制度的变革；罗马尼亚政权垮台，总统齐奥塞斯库被枪杀；接着是苏联解体。

　　当时的主要论调，是强调我国社会还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必须加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并提出在经济领域和平演变最严重、最危险，要问一问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举措“姓社还是姓资”。1990年前后，中国经济裹足不前，从1989年开始，经历了三年下滑，其中1991年经济增速仅为3.5%，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增速最低的一年。

　　当时，对于北京传来的信息，周瑞金一直密切关注着，但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很快参与到这场思潮中。1991年2月11日晚，上海市委分管宣传的一位领导将周瑞金叫到家中，给了他邓小平不久前在上海的谈话稿。与往年在上海西郊宾馆休息过年的情况不同，邓小平在1991年来沪期间，做了考察并找主要领导谈话。周瑞金看到的谈话稿当时是小范围传达。

　　“我看后的第一感觉是，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的强调更进一步、更迫切了。对我触动特别大的是，他在谈话一开始就特别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周瑞金回忆说。

　　邓小平上海谈话的内容极为丰富，对三资企业的定性、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甚至货币自由兑换等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鼓励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这些言论让周瑞金十分激动。彼时，他正接受组织安排前往香港《大公报》任职，但最终他选择了加入“皇甫平”，想到邓小平那句“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周瑞金就觉得，用好笔杆子的机会到了。

　　论战

　　两天后，周瑞金召集《解放日报》评论部凌河、市委研究室施芝鸿一起讨论。撰文的思路是抓住“辛未羊年”，以1979年以来的“12年一个轮回”作为回溯前瞻，提出1991年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交替点上。这篇题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评论，由凌河按照周瑞金的口授提纲执笔撰写，并由周改定，于1991年2月15日发表。

　　“回顾这12年的改革过程，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彼时，媒体已经很久没有以这样的口吻来评价改革开放了，这篇文章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此后，3月2日、3月22日、4月12日，皇甫平又发表了三篇评论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作为针锋相对的论战，左派很快也抛出长篇论文：3月15日《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6月5日《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10月23日《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这些文章的共同点是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否定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

　　皇甫平文章一出，诸多中央媒体均加入论战，撰文反驳皇甫平。其中，新华社支持“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明确表示不能对改革开放任意进行“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

　　“从1991年我们主要报刊的文章就会看出来，文章都在集中批判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是这个观点。”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吉表示。一场改革开放是否要进一步深化的论战，最后演变成一场路线之争。

　　这次争论，最终因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而落幕。

　　从“皇甫平”到“任仲平”

　　与此同时，大家都在问：皇甫平是谁？

　　1991年9月，中央媒体一位主要负责人曾亲赴上海，当面诘问周瑞金：“皇甫平”文章是什么背景，是谁授意写的？“我对他说，没有人授意，是我组织撰写的。我从来没有向谁请示过，也没有送审，就是我做主的。”周瑞金表示。

　　与此同时，海外媒体猜测颇多。在此背景下，周瑞金向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写了报告，汇报了皇甫平几篇文章的来龙去脉，并表示愿意为没有送审承担责任。市委主要领导都圈阅了周瑞金的报告，并表示《解放日报》今后不再参与论战。

　　作为皇甫平系列文章的策划者和推动者—周瑞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其前往香港《大公报》的任命6月初被突然取消，“《解放日报》连欢送会都已开过了，我的行装也已准备就绪，飞机票都买好了。但临时来了一个电话，就突然取消了对我的任命。”

　　周瑞金遭到冷遇，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皇甫平系列文章没有第一时间为邓小平获知。后来，邓小平在看到文章后，很快设法肯定了“皇甫平”。

　　一切都因为邓小平于1992年的“南巡讲话”而云开雾散。在邓小平“南巡讲话”期间，1992年2月4日，也就是皇甫平发表评论文章一年之后，《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重要评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100年》，继续为深化改革呐喊助威。当时，邓小平南方谈话还未全文发表，但得到风声的周瑞金行动很快。

　　是年3月，党中央向全党传达了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描绘了邓小平视察深圳的活动和谈话内容，就此，关于“姓社还是姓资”、要不要搞市场经济等疑虑顿时打消。

　　“皇甫平”的工作并没有到此结束。事实上，周瑞金此后还多次利用笔名撰写文章来推动改革。“南巡讲话”后不久，周瑞金在《解放日报》连续以“吉方文”为笔名发表了四篇评论；1994年，周瑞金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期间以“任仲平”为名，发表过《上下一心打好今年改革攻坚战》，为当年国务院出台财税、外贸、金融、投资、国企五大改革措施助威。以“任仲平”作为重要评论文章的署名方式，《人民日报》沿用至今。

　　直到2003年，老人才道出当时起名“皇甫平”的原因，取的是他家乡闽南的发音“奉人民之命，辅助邓小平”之意，而非大家猜测的“黄浦江畔评论”。

　　2006年1月，《财经》杂志在未经周瑞金同意的情况下以“皇甫平”为名发表了《改革不可动摇》一文，引起巨大社会反响。该文出台的背景是，在2005年改革又一次进入徘徊期，各种对改革的质疑声不绝于耳，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大争论。

　　周瑞金没有忽视如今的诸多问题：贫富差距拉大、生产方式粗放、权力腐败较为严重。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他认为，重提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意义在于：“南方谈话20周年，改革开放又走到一个新的拐点。如何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比解决发展的问题更复杂更艰难。我们面临的不是新一轮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如何实实在在地解决当下中国社会矛盾的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