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天命的陈东升：摩根梦不再

　　陈东升：“摩根梦”不再

　　“美国梦”渐远。“知天命”的陈东升，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行为边界：中国不可能出现像摩根那样伟大的企业家

　　文 | 本刊记者 黄秋丽

　　2月17日凌晨，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站到了哈佛商学院的讲堂上，面对全球的MBA精英群体，充满激情地分享一个来自东方的民族保险企业的成长故事。

　　故事的主角，自然是他和泰康人寿。这次讲演的意义在于：泰康成为第一个进入哈佛案例库的中国保险品牌，陈也成为哈佛讲堂上的“中国保险第一人”。

　　当然，演讲内容，多为陈词；过去十余年，陈已将“92派”(这个词也是他创造的)的拓荒故事(尤其是他自己的经历)，布道了不知多少遍。在美国听众眼中，陈东升是他们渴望了解的、一个典型的“中国梦”的代表—他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未来15年可能影响中国商业进程的5位人士”。然而对陈东升产生深远影响的企业家，都在美国：J·P·摩根、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

　　“现在如果我要讲就是J·P·摩根和乔布斯，把比尔·盖茨拿下了。”把史蒂夫·乔布斯列入，是因为2011年他看过那本全球盛行的《史蒂夫·乔布斯传》，这本书又让他激动不已。“我有很多感想，泰康的‘苹果’是什么？就是我的养老社区。”陈东升希望在自己的保险王国里打造“全产业链”模式，养老社区是泰康未来几年重要的战略部署。

　　“当年创业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在中国实现J·P·摩根、卡内基式的梦想，现在我已经完全把这个梦想收回来了，”他说，“中国没有这个文化。官总是压过商，所以你不要做梦，你做个好企业就完了，不要把自己想得太伟大。从憧憬复制美国企业家梦，到今天收回这个梦想，这是个悲哀。”

　　55岁的陈东升，其实已经有了“知天命”的深刻体验。“50岁，有一种巨大的暗示感。”得到“巨大的暗示”，常常意味着生命的定型及对自我的认知。

　　陈东升对自己显然是满意的—1992年创办的嘉德拍卖公司已经成为本土最大、能与索斯比这样的巨头比肩而立的拍卖公司，2011年营业额超过百亿；1996年创办的泰康人寿，已是拥有25万员工、6800万客户的中国第五大保险公司，2011年资产3500亿、保费826亿、利税85亿，“一个金融帝国的雏形已经形成了。”而收回的“摩根梦”，则是陈东升从历史纬度对自己的认知。

　　但是，两鬓苍白、“知天命”的陈东升，依旧有着澎湃向上的动力和激情。“中国经济上的崛起，在未来十年。”他认为中国正在向崛起的第二阶段过渡，消费时代正在来临—他钻研乔布斯也印证了这一判断，“我的理想就是(泰康)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10个人中就有1个是我的客户。做到这点就算得上是伟大的公司。”

　　机会型发展

　　2011年8月，齐白石的《芭蕉书屋》在北京瀚海拍卖公司拍出9000万元高价。在拍卖之前，陈东升特意赶到这家拍卖公司，和这幅画合影留念。

　　他跟这幅画儿，有一段长长的故事。

　　1994年，陈东升高价拿到了齐白石的三幅画，其中就有这幅《芭蕉书屋》。画的主人开价20万美元，而齐白石作品当时拍卖的最高纪录是160万元人民币，市场上认为这幅画只值80万元。在费尽力气宣传推销之后，《芭蕉书屋》在嘉德拍出320万元高价，另外两幅画作—齐白石的《松窗图》和《山水册页》(12开)分别拍出190万元、550万元的高价。香港的拍卖公司认为嘉德在搞“假拍”，但这三件总价过千万元的作品，“一下子轰动了，全世界都知道(嘉德)了。”他说，“那时完全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想起来会后怕。”

　　在1994年纽约的索斯比秋拍上，陈东升成了美国人的座上宾。时任索斯比总经理迪特·布鲁克斯，亲自招待这位他认为背景神秘的中国人。出乎布鲁克斯的意料，陈的气度和谈吐，显然不符合美国人对从封闭的“红色中国”走出来的商人的想象。

　　而在一两年前，创办嘉德不久的陈东升到香港观摩索斯比的拍卖时，还总是猫在角落里，弓着腰偷偷拍摄，学习别人似乎是一件随时会被发现和耻笑的事，最主要的是，他们这些官员出身的创业者还很不自信，“一下去香港见了这些东西，很神秘，一下从机关出来，真的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在五星级酒店好多人举牌，几百万、几千万，我觉得蒙了。”

　　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学习。“嘉德做拍卖，一招一式就是跟着摄像机一点一点学的。”陈东升说，当时连现场如何拍卖、如何放古董、玻璃的厚度，他都去跟人一一讨教过。

　　“创新就是率先模仿。”这是陈东升的心得，也是92派企业家的幸运之处—1990年代市场经济刚刚启动，到处都是空白产业，模仿发达国家及地区企业的模式就可以获得市场先机。92派群体的另一个特点，是体制内精英下海，很多人就在国家机关的咨询研究部门工作，他们有“天然的信息垄断权”，比其他人更容易发现市场的空白点。用陈东升的话来讲，就是“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由于教育背景和掌握的社会资源，92派企业家很少从事制造业(他认为那是草根派见长的)，他们是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创立者。

　　“嘉德要是做成功了，我就是中国最大的古董拍卖商。当时想着那种行走上流社会的感觉，激动得一个星期都睡不着觉。”陈东升说。

　　陈东升坦言人生中有两次“心灵得到淋漓尽致释放的时刻”。第一次是嘉德第一次拍卖成功之后。公司全体员工在当时最时髦的萨拉伯尔餐厅喝得酩酊大醉，陈东升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着了，地上躺了两个同事，还有一个搂着厕所的马桶睡着了。“我当时就像一个农民，不知道老天爷会不会赏口饭。”陈东升形容创业时期的艰难，“你们说压力大心里会慌，我告诉你压力大是心里会冒冷汗。”后来员工告诉他，每天上班只要看见他脸上有笑容，心里就松了一口气；要是他阴着脸，“大家连大气都不敢出”。第二次是生儿子时，那种内心的激动，“我一辈子都记得，男孩！我妈真是那种中国传统老太太：哎呀！我们陈家有后了！那种激动的颤抖。”陈东升说，自己激动地骑自行车回家煮小米粥，路上就想“(儿子)有可能是总统、有可能个流氓。就是说，儿子给父亲的想象空间那么大嘛！”

　　嘉德也像“儿子”。从成立第一天开始，陈就希望它要成为“中国的索斯比”。这个梦想已经成真，嘉德已是中国最大的拍卖公司，中国的艺术品拍卖行业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1年，陈东升1994年拍出千万轰动价格的齐白石那三件作品，又重新出现在拍卖市场。其中《山水册页》在嘉德秋拍上拍出了1.9亿元的价格，《芭蕉书屋》拍了9000万元，《松窗图》拍了3000万元。

　　“(它们)过去是我的儿子，后来跑了，现在看到它们非常亲切。”作为中国拍卖行业的开山鼻祖，陈东升的骄傲之情无以掩饰。

　　嘉德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因为找到了市场空白。在1992年之后，从体制内下海的人有数十万之多，但成功者依旧是少数。“我成功的核心基因，一个是专业化，一个是市场化，两句加起来就是规范化。”陈东升说。

　　在做嘉德时，他定下的目标是：以后无论谁要买卖古董，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嘉德。当年他一手策划的三次大手笔拍卖，最终确立了嘉德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一次是嘉德1500万拍出的天安门开国大典的大红灯笼，“相当于今天的4个亿”；一次是550万拍出的名画《毛主席去安源》；1995年底，嘉德成功策划了“文革”时期画作的拍卖。那之后，他到东南亚出差，发现这些当时被拍成天价的毛泽东时代的艺术品，很多登上了西方媒体的封面。

　　陈东升对“专业化有种宗教崇拜感的理解”。在嘉德已经获得市场口碑的情况下，他并没有马上在全国开分公司—而这在商业环境并不成熟的1990年代是非常流行的做法，很多人一上来，马上全国开分公司，现在一家都没了。“我一上来很谨慎，就开了一家分公司。”

　　“幸好没有那么做，因为后来发现拍卖行业是一个相对集中的行业，不能分散。”他曾经拒绝了一位省长亲戚提出来的合作，对方提出乐意给嘉德交管理费、挂牌开分公司。“在当时拒绝这样的人是要有勇气的。”

　　有嘉德的探索在先，泰康人寿的发展更加容易些，只在申请保险牌照时经历了四年漫长的等待。“泰康成立后，我跑遍了十几个国家，走了二十几家保险公司，还是依葫芦画瓢做起来的。”陈东升说，泰康对国外保险公司的学习非常细致。在泰康的总部大楼，电梯里挂的不是广告，而是一个欢迎栏，来访者能够一眼看见这家公司的用心。“这是我在瑞士再保险公司学到的，他们在电梯里挂的都是通知，我把它改良了一下。”陈东升说，市场经济在西方走了上百年，他们的公司是有生命逻辑的。“我们不懂，那就先拷贝，慢慢就会明白。”

　　陈东升用“三级跳”形容泰康的发展：1996年成为《保险法》颁布后首批股份制人寿保险公司；2000年引进7亿外资，建立了全国网络；2006年净资产不到20亿，2011年净资产已达到130亿。在2005年开始的那一轮中国股市股权分置改革中，泰康是最成功的机构投资者之一，“我们抓住资本市场的机会，赚了300个亿。”泰康抓住的不仅仅是股权分置改革这样的机会，还有中国未来10－15年间进入消费时代带来的巨大机会。“中国13亿人绝对把泰康抬到进世界500强！”他说，即便只有25%的中产阶层，那也是几乎和美国人口等同的、庞大的消费力量。中国正在释放的消费潜力，从泰康的保费略见一斑—2006年泰康人寿保费为400亿，2011年已达到820亿。按照陈东升的规划，未来五年，泰康人寿将启动“1511”工程，目标达到资产1万亿，净资产500亿，利润100亿，客户数量1亿。

　　“年轻时候总是很着急，恨不得一天做十件事，第二天就成功。”陈东升说，“后来我说一年只做一件事，后来又我说三年只做一件事，现在我说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他总结了一句话：企业三年决定生死、五年站稳脚跟、八年小有基础、十年小有品牌、二十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

　　摩根，摩根

　　在1992年辞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局长职位下海时，陈东升曾一度期望自己会成为J·P·摩根那样巅峰性的成功企业家。

　　“美国最早的钢铁托拉斯是J·P·摩根组建的，GE是J·P·摩根创立的，爱迪生实验室是J·P·摩根投资的，摩根士丹利是他留下的，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大概1/6的器物都他捐赠的。J·P·摩根充当过中央银行、拯救过美国。”对于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陈东升而言，J·P·摩根史诗般的英雄业绩很容易唤起他内心的激情。

　　陈东升是典型的学者型企业家，博学强记，阅读量惊人，对身边的大小事都会深入思考，常常做出理论化的表达。陈东升从中学时代就开始看《参考消息》，高中时期大量地阅读了诸如盐铁论、中国哲学史等对高中生而言内容深奥的著作。在武汉大学求学时，他是多学科讨论会的副主席，“那个时候全世界思想像潮流一样涌进来，常常觉得时间不够。”最近几年，他系统地研究了美国商业史，对照美国能够把中国看得更加清楚。

　　“美国是企业家天堂，从来都是大资产阶级统治国家。英国是君主立宪，英国的企业家和政府是平行的。德国和日本，基本是政府主导经济，到今天为止政府比企业家强。中国就更不用说，历史上是2000年中央大一统的帝国，官总是压过商，这是几千年的文化形成的结果。”陈东升说。

　　在1990年代，“92派”曾经改变了一代人的价值观。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下海”成为一种时代风潮。“那时谁下海、谁能做得好企业，谁就光荣，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已经不一样了。”但是时间过去20年，今天的一切似乎正在回到当时的起点—公务员成为年轻人就业的首选，价值分配部门的热度远远超过了价值创造部门的热度。

　　“中国为什么没有一流的、伟大的企业家？这与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有关系。”陈东升认为，中国这30年发展的成功是政府主导经济模式—中央搞特区、省里搞开发区、县里搞开发区，然后招商引资，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政府强势，经济繁荣，但代价是抑制了企业家精神。”这些年企业界和学术界一直警惕的“国进民退”现象，以及大量民企领导人的海外移民潮，正是企业家精神被抑制的表现。

　　“这20年的高增长，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庞大官僚体系和既得利益集团。现在越不改革，后面的成本越高、代价越大。”陈东升说，改革初期，主要是从思想上把人们彻底解放出来，而现在的改革阻力要大得多。陈东升“不敢预测未来”，但他对中国的未来抱以乐观的态度。

　　“中国真正的崛起，在未来10年。改革开放30年，只是拉开了一个崛起的序幕。”他的乐观来自对中国发展阶段的判断。在美国的商业史上，有两个崛起的阶段，第一个是从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50年，美国统一了国内市场，通过向欧洲出口奠定了市场地位；第二个阶段是通过二战重组世界经济秩序，确立霸主地位，之后中产阶级崛起，“美国梦”开始。“我们前30年的改革开放，相当于美国的第一次崛起；现在正在从第一次崛起向第二次崛起转型。”陈东升说，中国未来庞大的中产阶层，会让中国获取世界市场的定价权。对于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逆市场化潮流，他有担忧，但是认为中国人有智慧处理好这些问题。“中国人是穷怕了，都想富；还有，乱怕了，就想稳。”

　　浓厚的家国情怀，是“92派”企业家最独特的标识。“是时代造就了我们这批人。”陈东升说。在革命英雄主义年代成长，在最富激情的1980年代思考、碰撞，1992年在“南巡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弃官从商—这个经历了几个巨变的时代、有着大历史观的成功企业家，在50岁所领悟到的“天命”，内容不仅仅关于个人和企业，国家、社会从来都是他密切关注的对象。

　　“我对改革的要求很低，就是要把经济还给市场，政企要分开，要从国家市场主义转型到大众市场主义。我就讲技术性问题、讲现实问题，先把这件事情做成就行了。”陈东升说。在1980年代，陈东升曾是激进青年，“如果没有1980年代那样的思想解放，没有一个活跃的思想空间，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的成就。”多年磨砺，激情未灭，但他也更加务实圆融。

　　“我现在的心态，天塌下来也没什么；说我有一千个亿，我也就坦然一笑。”陈东升说，“知天命”就会处变不惊、顺势而为，不会像年轻时那样，一件事非要把它搞成功不可，“那样的代价太大”。“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不要去硬做一件事。这一代做不了就留给下一代。”

　　对话

　　作为92派的中坚人物，你的眼界是相当宽的，你们当年那批人都是在政府机关里的，要么做咨询、要么做研究，这个企业家群体有些特殊的东西，你能不能总结一下？

　　陈东升：我们这代人，是毛主席的好孩子、邓小平的好学生、江泽民的好战士，我们青少年时期，正值红色激情年代。我们那时候看不到“文革”的痛苦，只看到哥哥姐姐红卫兵，雄赳赳气昂昂去串联，恨不得自己快点长大，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在我们脑子里是真的这样想。

　　陈逸飞的《黄河颂》就是我们的真实写照，实际上我就是相信代表革命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

　　刚上大学时，谁要说毛泽东不好，我是要跟他拼命的，我是极端的毛派。当时刘心武写过一篇小说《班主任》，里面有一个班长叫谢会敏，我就是那个谢会敏。

　　但到了大三，我去哲学系听西方哲学史，听到法国启蒙时代这一段，接触到卢梭和伏尔泰等先哲的思想，知道了“人生而平等”、三权分立，一下豁然开朗—世界上怎么还有这么先进的思想！一下子就从极左跳到极右。

　　但是后来搞嘉德，发现传统文化，中国跟西方还是不同的，后来美国的霸权主义、美国的国家利益逐步被我们看清后，我还是改变了。以前美国在我心目中简直至高无上，什么都好，美国就是真理的化身、民主的化身，但是美国后来抓诺列加，又打伊拉克，我就慢慢发现，民主是对人民的，强权是对国际的，在国际上只有利益，没有原则。所以，美国在霸权的过程中逐步被我们认识，我们从超级自由又回到这个点上来，我是从极左到极右，现在回归传统，比较温和。

　　感觉你对中国很乐观。吴敬琏最近有个观点，认为如果这次改革不成功，中国可能会中断现代化，陷入新的混乱状态。你乐观的原因是什么呢？

　　陈东升：我赞成吴敬琏的观点，但不叫悲观。我过去有一个思想变化，过去我觉得中国终于有了20年的稳定和经济增长，但现在回头一看，高增长带来了一个副产品，就是既得利益体系，今天国家市场主义胜利，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带来的改革成本非常高，但越不改后面的成本越高、代价越大。

　　你很喜欢读书，你读的书是你自己找的还是别人给你推荐的？

　　陈东升：当然自己找，你说谁知道我爱读什么书呢？我有个习惯，每个月去中国美术馆旁边的三联书店，那地方是我的最爱，我到那儿逛两个小时，买些书。我也去过西单、也去过王府井，(那些地方)什么书都有，吵吵嚷嚷。

　　三联书店是个文化(氛围很好的地方)，我老想把三联书店收购了。我最熟悉三联书店，一进去就知道在哪儿买到我要的书。我逛三联书店有2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