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象之共舞

　　杨燕青 严婷

　　——专访印度议会议员辛格

　　[ 二十国集团（G20）必须在重新调整国际金融机构方面更加努力，使其更符合全球力量的重新配置 ]

　　在各种重要的国际性专业会议上，如果你想找到一位能够代表印度以及新兴市场的发言者，恐怕非辛格( N.K. Singh)莫属。

　　作为一位印度上院联邦院(Rajya Sabha)议员、前政府高官和经济学家，辛格思路活跃、侃侃而谈。日前，辛格在瑞士达沃斯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在他看来，相对于经济力量的转移，国际性金融机构的改革太缓慢且不够果断。说到政治和经济决策的关系，这位雄辩的印度人回答得颇为智慧：经济教会人们理性的艺术，而政治让人直面现实，因此经济相对于政治而言更加客观。

　　改革与增长

　　第一财经日报：让我们从经济改革谈起，印度与中国有类似的经历。在改革的初始阶段，一切都大刀阔斧地推进，但当情况不错的时候，人们又似乎丧失了改革的动力，中国和印度都是如此。

　　辛格：我们确实有一些显著的相似点，但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不同点。中国1978年就开始经济改革，但印度从1991年才开始。中国已经做出了诸多重大经济改革举措，而印度的改革则由于政治原因尤其是联盟政治(coalition politics)而受到干扰。在中国，你们已经在基础建设上取得了巨大进步，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并持续了很长时间，金融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也得以推进，人均收入也大大改善。

　　得益于经济改革，印度的经济增速从以前的4%~5%提升到过去几年的8%~9%，尽管在去年有所放缓。我们在基础建设领域也取得了重大进步，例如电信普及率已显著提高；贸易自由化让出口大大改善；大部分产业脱离国有管制，让经济资源转向了具有生产效率的部门。其结果是我们的经济效率和竞争力都有所提升。

　　日报：印度拥有一个更优的人口结构，而且在诸如软件科技等领域具有优势，与中国存在结构性不同。你如何看待印度的未来发展？

　　辛格：如果要印度经济再上一个台阶，也就是从今年的7%以下上升到10%左右的话，印度还需要采取四方面措施：

　　首先，我们需要改善公共服务体系的执行能力。政府已经为扶贫项目花了很多钱，但我们需要加强执行效率，尤其是在消除贫困的公共服务领域。第二，大幅改善社会基础设施。印度的电力和能源可获得性远低于需要维持印度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水平，我们需要改革能源政策来降低能源集中度；继续完成对农村道路的连通。第三，改善印度农业部门的生产力和效率。我们需要更高效地生产、更高效地传送。第四，改善不断攀升的政府赤字。在过去几年内，印度的财政治理不断弱化，而联盟政治让印度无法采取必要措施，来完成银行业、保险业、养老金、劳动力、文化和城市部门等各种改革。

　　我们有一系列未完成的改革计划需要完成。我们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加强政府治理的透明度和可靠性。联盟政治很可能会在印度持续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在稳定的边界之内，以公众的接受程度和合力来实现财政约束。

　　日报：印度的潜在经济增速应该是多少？

　　辛格：我认为是9%~10%。

　　日报：能在这样的增速水平上维持多久？

　　辛格：今年印度经济增速将放缓至7%左右，我不认为这一数字会在明年突然上升。但后年，我相信印度经济将回升至7.5%~8%的增速，并最终在 “十二五规划”结束时达到10%。我们的“十二五规划”将会在今年4月1日启动，直到2017年4月1日结束。我们希望这一增速此后还能再持续5~7年时间。

　　欧洲冲击波

　　日报：面对眼下的欧元区危机，你认为2012年和2013年可能发生的最糟糕情况会是什么？印度将受到怎样的影响？

　　辛格：如果欧元区危机在2012年进一步升级，那么印度经济必然会受到影响。首先是出口贸易，欧洲和美国是印度非常重要的市场，短期的多元化调整并不太可能取代旧市场。因此我认为如何以可接受的方式来应对经常账户赤字将是一项极为严峻的挑战。第二，就是融资的可获性。

　　日报：由于欧元区危机，大量银行资本撤出新兴市场。

　　辛格：对，我们在资金的成本和可获性方面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印度的一些大型基础建设项目的融资也受到了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因为目前我们正面临“双赤字”——即大量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并存。我们要在短中期内采取财政紧缩措施，但又不能对经济增速造成太大负面影响；与此同时，管理好经常账户赤字，但又不能对进口施加限制。在宏观经济方面，我们去年的通胀率很高，印度央行在11个月内加息13次。目前通胀风险开始变得温和。

　　日报：你认为通胀目前已经完全可控了吗？

　　辛格：通胀已经放缓，但通胀预期是否已经被控制到了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依然还是个问题，这是一个经典的权衡——增长与通胀。

　　日报：去年下半年的时候，西方投资者对于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新兴市场的情绪从非常乐观变成了非常悲观，你认为这种悲观情绪是否被夸大了？

　　辛格：这确实是被夸大了，资本流出是因为资金来源国的问题而需要撤回投资。我相信，我们的宏观基本面和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完好无恙，印度足以吸引资本重新流入。

　　日报：当资本流出的时候，印度会面临融资困境。该如何面对这一挑战呢？

　　辛格：印度和中国的问题是不对称的。中国正试图从投资驱动型增长转向消费驱动，而印度正试图从消费驱动转向投资驱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我们增长模式结构性调整的一种不对称格局。在印度，由于人口结构和抚养比的变化，印度的投资需求依然非常强劲，通过改善储蓄率将有助于提高投资杠杆率。目前我们已经推出的多项政策能够改善农民收入、改善国内储蓄率，这将让我们对海外储蓄的依赖有所下降。

　　权力变移

　　日报：很多人都在讨论从发达经济体到新兴市场的力量转移，但似乎新兴市场要想在国际事务上获得更多话语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辛格：二十国集团（G20）必须在重新调整国际金融机构方面更加努力，使其更符合全球力量的重新配置。例如，世界银行的人员结构、高管和整个决策过程，都依然按照旧世界的规则在运行，但世界已经变了，经济力量已经从欧洲转向了亚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是如此，尽管已经做出了一些改革，但这些改革依然太缓慢而且不够果断，以至于无法反映出全球力量的转变。我希望在未来数月，G20领导人不会停留于协调行动的口号上，而是真正让国际机构反映出这种变化。

　　日报：你认为中印两国在G20框架下的合作是否足够充分？

　　辛格：印度和中国拥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不仅在G20架构下，也在其他一些多边组织，尤其是在环境问题谈判中。在说服G20领导人接受多边组织进行必要改革这一问题上，中印两国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日报：对于中国，你有何建议？

　　辛格：中国经济的表现出类拔萃。我们非常希望新一届中国领导人的顺利过渡能够结束中国的不确定性。中国的繁荣是世界繁荣的一部分，而中国可以采取既有利于中国又有利于全世界的政策。

　　日报：以政治为职业和从事经济决策有何不同？

　　辛格：差别巨大。经济学教会人们理性的艺术，而政治让人直面现实，因此经济相对政治而言更加客观。重要的一点是意识到，政府必须首先被授权然后再改革。我的两本书的书名分别是《变革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hange）以及《光有理由是不够的》（Not By Reason Alone）。我讨论的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明智的经济学和明智的政治能否获得统一。我认为这并不容易，在任何经济选择中，我们不得不看到政治后果。反过来亦是如此。在经济决策中，你必须考虑这项政策被接受的程度，因为政治代表们必须对人民负责，尤其是在民主制度中。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州政府，都是以某种形式被授权的。因此，经济决策总是在寻找治理范围内的可能性，这时，我们就需要明智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