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的陶片放逐法

　　艾经纬（整理）

　　梭伦改革和希腊市民的胜利

　　传说中雅典的创立者是推翻克里特暴君米诺斯王的忒修斯。当然与建国伊始的其他国家一样，雅典初期的政体也是王政。

　　雅典于公元前八世纪前后改为贵族政制。在该政体下，九名贵族出身的执政官在一年的任期内，分管内政、军事和宗教。由其他贵族组成的长老会议辅佐，自由市民组成的民会则形同虚设，没有发言权。

　　进入公元前七世纪，这种贵族政体渐渐地暴露出与雅典的现状不符。相对于经济基础建立在土地所有上的贵族阶级，依靠工商业强大起来的新兴阶级开始抬头。这一自由市民阶层对于有了经济实力却无法参与国政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同时，与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相反，只有少量土地、更多时候为债务所困的自耕农阶级也加入了反抗贵族的行列。

　　这些被称为自由市民的市民们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是公元前620年的法律条文化。贵族阶级因此失去了司法权，无法像在法律不成文的时代里那样随心所欲。但是，仅此一点还不能消除“自由市民”的不满。于是，梭伦登场了。

　　公元前594年，梭伦着手开始改革，他迫使原有统治阶级的贵族们承认在实施改革中的强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梭伦改革”。

　　在地中海世界，率先实行“梭伦改革”使雅典从贵族政制中脱颖而出，令后人一提起城邦就立刻想起民主政制的城邦国家。就这样，因为梭伦，雅典迈出了发展的第一步。

　　但是，有一种宿命总是与改革相伴相随。因改革而提升了实力的人们总是追求进一步的改革。梭伦改革也没能逃出这一宿命。在梭伦离开政治舞台后不久，人们郁结在心里的不满爆发了。

　　在无人能将这种爆发力转化为秩序的雅典，等待它的只是权力的空白，也就是无政府状态。

　　厌倦了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和没有结果的权力斗争的雅典人，开始觉得只要能恢复秩序，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他们自己又没有能力恢复秩序，于是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了一个人身上。

　　

　　庇西特拉图的独裁时代

　　与梭伦一样，庇西特拉图也出身名门贵族。

　　庇西特拉图于公元前561年实行第一次独裁，但很快被他的反对势力组成的统一战线赶下了台。十五年后的公元前546年，他吸取第一次失败的教训，凭借武力重返雅典。此后直到他去世的二十年间，庇西特拉图一直将雅典置于他的独裁统治之下。

　　政体的变迁可以从教科书上学到，但是判断一种政体的好坏，有时和教科书不一样。庇西特拉图独裁的二十年间，不仅给雅典带来和平与秩序，还带来了经济上的空前繁荣。

　　实际上，独裁政权的优劣完全取决于独裁者个人的才能与性格。雅典市民非常认可庇西特拉图的才能，愿意服从他的独裁。但是在庇西特拉图死后，却无法忍受作为其继承者的、他的儿子们的独裁。公元前510年，雅典的独裁政权被斯巴达援助下的贵族推翻。

　　

　　克里斯梯尼的“陶片放逐法”

　　推翻独裁政权的贵族们和给他们提供后援的斯巴达都以为推翻独裁政权后的雅典该恢复贵族政制了。但是，带头推翻独裁统治的克里斯梯尼却认为从雅典的现状来看，恢复贵族政体并不适宜。

　　克里斯梯尼没有止步于恢复梭伦的改革上，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他“将体制改革得更加民主”。

　　克里斯梯尼也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与梭伦进行的改革被称为财产权利制不同，克里斯梯尼的改革出现的政体叫民主政制，意思是由自由民众治理的政体。城邦国家雅典终于在公元前六世纪末实现了名副其实的民主政体。

　　首先，市民大会的权力得以强化。二十岁以上的所有雅典市民都有权参加市民大会。与罗马不同，在雅典市实行一人一票制。

　　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市民大会，每年召开若干次。从是否开战，是否缔结和约，是否与他国建立同盟关系到政府首脑的选举产生，全部由市民大会决定。

　　克里斯梯尼进行的最后一项改革是称为“陶片放逐法”的自我净化体系。很显然这是为了防止独裁而制订的。市民可以将自己希望放逐的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在市民大会上进行投票。每年只要过半数，又一种说法是只要够六千块陶片，就有权把市民认为其权威和权力将会威胁到雅典的市民逐出国外十年。

　　但是放逐不会损害该市民的名誉。即使遭到陶片放逐，当事人也不会觉得羞愧。因为他既不会失去市民权，财产也不会充公。只是被逐出雅典，需要在国外的任何地方住上十年而已。过了十年回到雅典，还有可能当选内阁。也就是说，通过陶片放逐法放逐一个被认为对雅典民主政制可能有威胁的人，使他和他的支持者有足够的时间冷静大脑。大概雅典人认为头脑要充分冷静下来需要十年时间吧。

　　不管怎么说，世界史上第一个由普通市民直接参与国政的政体就在这个时期诞生了。后世称之为“直接民主政制”。每一个市民都和权力的行使直接相关。这一时期的雅典，就民主政制在规模和重要性上对他国产生影响的国家中，至今仍然是最早、也是唯一的一例。

　　有关那个时代的希腊人的想法，我们还是来欣赏一下名气仅次于民主主义的陶片放逐的愉快的故事吧。

　　这是在陶片放逐法制订后不到二十年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雅典政界大人物阿里斯德岱斯在一个已成惯例的陶片放逐投票现场，被一个男人叫住了。他好像来自远离首都的地方，并不认识阿里斯德岱斯。他递上一枚陶片，说：“对不起，能帮我写上阿里斯德岱斯的名字吗？我不会写字。”

　　阿里斯德岱斯问这个男人阿里斯德岱斯做了什么坏事。那人摇摇头说：“不知道。我都不认识他长什么模样，只是满世界的听人说阿里斯德岱斯是个大人物，是正义之士什么的。我只是听烦了。”

　　阿里斯德岱斯二话没说，就在男人递过来的陶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后还给了他。那一年，阿里斯德岱斯被雅典驱逐出境。

　　可是没过三年，他就被召了回来。原因是波斯大军打过来了。有意思的是，波斯战争中的第一功臣特米斯托克利斯的名字后来也加入到了陶片放逐法的牺牲者名单中。这个制度于公元前417年废除，大概雅典人终于意识到这个制度存在许多有违国家利益的缺陷吧。

　　

　　雅典民主：对内绝对尊重、对外绝对封闭

　　在雅典，无论多么无知，只要是市民，他的权利都受到绝对的尊重。但是不具备市民权这一形式的国籍的人则完全没有参政权。

　　在希腊，并非只是雅典有这种倾向，说起来，希腊城邦社会的封闭程度确实出人意料。无论在雅典生活多少年，或生在雅典将在雅典终老，只要你是外国人，通向市民权的路永远都是封闭的。想想雅典在经济文化领域的自由化程度，这种倾向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但是如果要给全体市民同等权利，也许就不得不限制市民数量了。

　　苏格拉底说过祖国的法律即使不好也要遵守，为此他拒绝了让他逃亡国外的劝告，而被处以死刑。同是哲学家的亚里士多德则不愿殉法，早早就溜之大吉了。对于雅典市民苏格拉底来说，雅典是他的祖国。但是对于不在雅典出生的亚里士多德来说，他没有义务为雅典的法律牺牲自己。

　　城邦国家雅典确立了人类史上第一个民主政体，这一政体一直延续到公元前五世纪。那么在这个时期，与雅典并驾齐驱的、希腊城邦国家的代表之一——斯巴达实行的又是怎样的政治体制呢？所谓政治体制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因为选择什么样的政体和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雅典民主政治的巅峰

　　公元前461年，保守派的客蒙遭陶片驱逐被赶下台后，取而代之的是伯利克里。

　　伯利克里把雅典的民主政治贯彻得更加彻底。他规定除了必须拥有聪明才智和实践经验的军队和财政的重要负责人之外，其他所有政府官员、行政和军队的负责人统统在市民大会上通过抽签产生。还规定了所有这些公务员在担任公务期间要向他们支付日薪。

　　理论上，之前的雅典也给了全体市民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但是，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是需要用自己的双手去获取每天的口粮。因为所有公职都是无偿的。而伯利克里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于是，无论在比雷埃夫斯港的造船厂工作的工人，还是只有少量土地的贫苦自耕农，或者是在雅典的海军船上工作的船员，都具有了名副其实的参政权利。由于无产者的参与，这一时期的雅典民主政治达到了巅峰。（摘自《罗马人的故事1》第二章，[日]盐野七生著，计丽屏 译，内容有删减，文章标题及文中小标题为编者加，艾经纬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