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应对挑战，中国要下好“先手棋”

　　叶雨

　　 “重返亚洲”是美国对现实的一种再确认

　　 《21世纪》：有学者认为，整个世界的权力正在东移（移向亚洲），请问您如何看待当前亚洲在整个国际事务中的地位？

　　 王逸舟：十几年以前，我写过一本《当代国际关系析论》，最后一章就叫《论“太平洋时代”》，当时就讨论了这一现象。在20世纪后期，随着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崛起，以及中国的快速发展，东亚的活力已经表现出来。我当时指出，东亚区域虽存在种种矛盾，却是一个创造性很强的区域，它未来可能成为全球的新亮点。

　　 现在，我基本延续之前的看法，并且将之进一步深化——我认为，整个亚太地区，现已成为世界经济和文明交汇的一个板块。全球经济中另外两大板块——北美和欧洲，目前仍然拥有强大的实力，它们代表着过去几百年间支配整个世界的西方文明（或者叫基督教文明），这种文明现在虽然就其成熟程度、从它在国际上的导向力和话语权而言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但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已出现了一些“赤字”，遇到了一些严重的麻烦；经济上也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现代化新阶段的一些问题。所以它需要大的内部革新，奥巴马新政，我认为就是美国自我革新的一种尝试，虽然成功与否还不一定。

　　 北美和欧洲现在还处在一个在调整、组合的阶段；而东亚，正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所以我们看到世界的一些主要大国都在关注这个地区的快速崛起。这个区域内，中国、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包括大洋彼岸的巴西、墨西哥，都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这一区域虽然有矛盾、有一些麻烦，但总体而言，这一区域已经是全球经济的一个新的支点，成为世界的发展一个新的重要发动机。虽然在其创造性扩张的过程充满矛盾和问题，但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会不断地提升。

　　 《21世纪》：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引起媒体和学界的密切关注，您也曾发表言论说“这是一种外交上的渲染，希望中国既不要头脑发热，也不要无所作为”，您能否就此问题展开谈一谈。另外，您怎么看待美国在亚洲的力量？

　　 王逸舟：总体而言，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所以美国的任何一个重大的战略举措，都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说在“9·11”以后，它打击塔利班，打击本·拉登，追剿恐怖势力的战略，就引起了全球范围的一个战略性调整。

　　 同理，美国所谓的“重返亚洲”当然也引起了亚太地区一个重大猜测，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是应当重视的。但是就我个人来看，究其实质，美国这次“重返亚洲”与其说是一个全方位的新战略，不如说它是一种外交渲染，或者是一种姿态。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美国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亚洲。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它就像一个八爪的海星，在全球各地都有军事基地，都有自己的同盟关系，都有自己重大的贸易、能源、安全、反恐的利益。

　　 一战以后，美国就从传统意义上的美洲大国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强国，至今已经一个世纪了。在全球任何一个地点，美国都是超霸，都是全能冠军，亚洲也不例外——在亚洲，美国军事基地最多，美国的军事同盟最多，美国的同亚洲各国的双边协定，包括经贸的、文化的、金融的、旅游的，都是最多的。有一次，我到蒙古共和国去，他们都讲美国是他们的第三邻国，就是仅次于俄罗斯、中国以外最大的一个邻国，我当时觉得非常惊诧，但是后来想一想，其实也可以理解，美国实际上在蒙古的影响力和经济力非常非常大。其它的亚太国家，也是将其外交的第一重点，或者说双边外交的重中之重放在美国身上。所以美国实际上一直是亚洲当仁不让的霸主，或者说老大。所以，美国的“重返亚洲”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东西，而是对现实的一种再确认。它只不过是想向大家强调它在亚洲还是“老大”。

　　 但我想指出，美国这种外交渲染，也体现了它的底气不足。美国在亚洲的力量，总体而言，主要还是体现在其外交团队的巧实力和它的军事存在，这两方面确实是美国的强大手段。但它在金融、贸易、投资等方面，实际上处在一个缓慢的衰败过程当中。相反，中国在这些方面却保持了迅猛增长的势头。所以，我觉得要分清楚美国所谓“重返亚洲”背后的实质和虚言。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也不要过于慌乱，尤其对中国而言，我觉得既要看到美国的长项，看清楚美国的综合实力，也不要为此而担忧。

　　 《21世纪》： 今年年初，美国《外交政策》采访了福山、约瑟夫·奈等九位在外交领域比较活跃的学者。当被问及美国2012年面临的最大的外交问题或挑战是什么时，三位认为是中国崛起；在被问及世界上对于美国安全利益来说，最重要的区域及原因是什么时，五位认为是中国或东亚。由此可见，美国学界很多人也把中国当成了美国最有力的挑战者。而且在美国也一直有人强调要遏制中国，对此，您怎么看？

　　 王逸舟：我想，首先要分清楚，今天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和当年美国对于苏联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也有别于美国对于像伊朗这种直接反美的国家。美国对前述国家采取的是遏制或者是根本摧毁的政策。

　　 对中国而言，美国现在还是在一种两面下注，还处于接触和防范并用的过程中。接触不用说了，防范也不等于扼制，防范中间它更多的是用一种先手棋，用一种组合拳，来防止中国成为挑战者。

　　 美国把中国作为最大的挑战之一，表明中国的崛起确实对美国构成一个全新的画面。在美国的决策层、在公众、专家看来，中国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需要用复杂的态度、复杂的手段来处理的全新的一种挑战。即使个别右翼主张遏制中国，我觉得也不是主流。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其实一直有这些的声音存在。

　　 因此，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在我看来，中美现在实际上是既有分歧、又有合作，而且如果双方都朝着一个相向而行的方向走，未来合作就可能增强；但是如果这种认知朝着一个比较坏的方向去评估、去努力，也不排除说中美未来对抗性会增加。

　　 王逸舟： 应对挑战，中国要下好“先手棋”

　　 中美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但不会导致全面对抗

　　《21世纪》：那么，在您看来，现在的亚太地区，中美之间有哪些共同的利益，冲突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逸舟：中美之间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而且在未来，这种结构性矛盾可能不仅在老的领域，比方贸易、人权，包括东亚地区各种各样的问题方面会继续展开；而且会在新的领域出现，比如像外空、海洋，又比如在非洲，甚至拉美等地，都会出现摩擦。所以从中长期看，中美一方面“相向而行”，“和而不同”；另一方面又有麻烦、有斗争，但是它不会导致全面对抗。“斗而不破”，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目前，中美之间有很多共同利益，双方的经贸利益、包括人员往来，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地步。同时，中美之间确确实实是有很多很多大的分歧。有些分歧甚至是我们无法预测的，比方说过去没想到，中国发展道路、发展的模式会对美国的华盛顿共识造成挑战；也许我们未来在外空会有更多的照面的机会，或者是在极地开发中间，或者在太平洋或者印度洋的洋底这种勘探过程中间，一般的国家不会去，但是中国会去，而美国在那里，那么这样就会产生更多打照面，打照面也意味着说可能产生误解。

　　 当然，中美之间的利益主次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比如，过去我们常讲经贸关系是压舱石，中美关系有什么问题时，这个大船都有压舱石在那。但现在，我们看到经贸方面的摩擦是非常多的，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越增长，这方面的麻烦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过去军事和安全方面是短板和软肋，但如果军事、安全方面的沟通做好了，反而容易增进互信，而且能够使得东亚地区保持一个创造性紧张的局面。

　　 美国是当前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而中国作为全球的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又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有自己独特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的政治大国。中国和美国之间，包括政治的、安全的、经济的、贸易的、文化的、社会的在几乎所有重大的领域，现在都有一种外溢现象，什么叫外溢呢？就是说这个关系在越来越增强，而且它外溢出了双边，不止是两国，还更多地就对周边和对全球发散，成为全球性的挑战。这个是任何中等强国之间，或者是美国和其它中小国家之间所不具有的一种特殊关系。

　　 中美之间，有相互的需求，在一些问题上，如果处理不好，对双方都不好；另一方面，确实要看清楚，中美也不会是盟友、不会是铁哥们，不会是一种两个人穿一条裤子还嫌肥的关系，因为二者文化不同、价值不同、制度也不一样。中美之间未来，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一定会有更多的接触，会有更多的麻烦，关键是如何来掌控这样一个关系，使得共同利益能够往大的方向继续发展，使得利益冲突能够“斗而不破”，能够“求同存异”。

　　 《21世纪》：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建议中美应该建设“太平洋共同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逸舟： 对于基辛格谈到的中美之间来领导或者是组建“太平洋共同体”，我不完全赞同。前一段时间，国外的媒体一度反复讲G2，我觉得实际上那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东西，因为两个大国之间，不要变成一种太排斥其它第三方的关系。在G2这个说法，或者是在太平洋共同体说法中间，总是让中小国家觉得有一点点被大国操纵，让人不舒服的感觉。

　　 从我个人的哲学和思考来说，特别不希望看到那种大国主宰世界、大国一统天下这种主张；在利益上讲，我也就不同意G2或者是“太平洋共同体”这种领导者的定位。

　　 我觉得中国未来还是运用自己传统的思维——中庸的文化——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对大国不卑不亢，对小国平等相待，真诚合作。

　　 不应该把俄罗斯看作盟友

　　 《21世纪》：对于亚太这样的一个全球活跃的领域里边，俄罗斯肯定也不会甘心没有它的一席之地。俄罗斯在亚太势力均衡中有何作用？普京重新当选总统，您认为对中俄关系有何影响？

　　 王逸舟：我的一个基本评估，俄罗斯现在确实是一个世界大国，但是远不是超级大国，在亚太也好、在中东也好，在其它地区也好，都有这样一种趋势。

　　 另外，我和俄罗斯的智库学者、和俄罗斯的媒体有一些接触，我发现他们对中国的评价和中国对俄罗斯的认识有反差：国内的很多人好像对俄罗斯有很高的评价，或者是在中国说俄罗斯好话的人很多；而在俄罗斯，则是少数政治人物对中国说一些比较好听的话，但是公众、媒体对中国的批评非常多，也抱有很强的防范心理。这方面我们的报道很不够。

　　 我们看待俄国的时候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当然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大国，但它也就是像德国、像印度这样的大国，跟我们有分歧，也有利益交合点。我觉得未来跟俄罗斯要做到能够和平共处，能够合作，能够不断深化关系。但也不要把它看成盟友，看成同一个战壕的战友，这样做的结果是弊大于利，那种认为通过联合它就能抗衡西方或者美国的的考虑要适当克制。

　　 至于说普京重新当选总统对中国关系有没有影响？我觉得有，但不会有大的剧烈变动。因为其路线基本上在普京第一任时就已经确定，他对中国的态度非常清醒，他看到了中国对它的不可或缺，但是他从来该讲原则、该讲利益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我觉得他的定位其实是很冷静的大国关系，很冷静地处理双边关系中的一个立场，对我们也有借鉴作用吧。对于普京当选以后，我觉得正如我们领导人祝贺那样，就是中俄关系会继续发展，但是也不要因此而对其它的方向作出重大改动，我觉得没有必要，还是看清楚这两个国家的需求在哪里。

　　 中国要有大国风范

　　 《21世纪》：在处理亚太事务，尤其是处理周边关系时，中国该如何创造性介入？中国在处理亚洲外交事务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王逸舟：中国的崛起，确确实实是一个大的历史进程，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国际关系现象，它首先就体现在亚太和周边。如果中国处理不好周边关系，那么中国在全球高地上实际是站不稳的。或者用我经常写和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真正能够立足周边和亚太，建立一个于我有利，能够互利共赢的周边关系，是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的一个基石。

　　 中国未来应该有我们自己全方位的外交布局，包括亚洲外交布局。中国是一个人类文明的古国，是占当今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又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是第二位GDP的拥有者，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和最大的船队出发地。所有这些都预示着说中国这个巨人的成长，它会带来周边一系列的“震动”，我用“震动”这个词是想说有积极的、也可能会有一些消极影响。

　　 在这样一种新的全方位的成长过程中，中国要有一种大国风范，要有主动构建一个新亚洲、新亚太、新周边的胸怀和能力，要学会去体察邻国的不安、忧虑或者是需求；要在周边地区释放善意，多提供公共产品，比方说，我们要向这些国家提供一些海洋的保护、保护海洋多样性，打击海盗，去监测海啸、海流，我们的海军，既保护我们的渔民，也能够防范公海犯罪——就像湄公河流域我们的巡航，它绝不只是保护中国的渔船，同时也能够在湄公河流域建立起这种次流域河流安全的保护一样，在南海、公海、东海都应该是这样。就是中国的海军、海监船、预震船出去，让人家感觉到不纯粹是为了保护中国利益而来，它们的到来会让大家都觉得更安全，对于多重问题的解决有更多的思路和建议。

　　 无论是处理中美关系，还是南海问题，我觉得要有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应对，我个人提倡的是“创造性介入”。现在，遇到问题时，我们更多是见招拆招，更多是撞击反射，更多是在人家的牌局、人家的出招中间去应对，这点不太符合一个新兴大国的进取气象。而是要主动地去下一些先手棋，前些日子，我们主动邀请阿富汗、巴基斯坦进行三方对话，就是非常好的举措。将来中国也可以主动邀请美国、日本进行三方对话，就东海，或者整个亚太，包括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看看三国能够做些什么事情。我觉得这种主动性很有必要的，否则就是大家互不打照面，然后防范对方，这种结果对谁都没有什么好处的。如果说中小国家这么做还情有可原的话，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我觉得要克服这种弱小心态、防范心态，要有一种大国的气象。

　　 这样的一种“创造性介入”的方法同样适用于其它区域，如处理西亚、中东问题，我们要先手去下棋，而不是跟着美国，跟着阿盟的后面去走。比如叙利亚问题，近期有关中国投否决票的问题，各方议论纷纷，我个人也觉得这里面确实有可斟酌之处。我个人也觉得，此事是不得不否决，但是我们太晚了。如果是早期中国自己拿出提案来，让世界各国、让阿盟，包括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议案去投票，那我们不就主动得多了？我们可以提出三点内容：

　　 首先，就是要尽快对话，制止流血冲突，制止对无辜平民的伤害。

　　 再者，就是武器禁令，任何外部势力和世界大国，在这个敏感时期，比方说半年内，或者一年内，禁止对叙利亚的官方或者反对派或者其它的力量，提供军火。

　　 第三点，就是为了保证停火和武器禁令，要派遣联合国的监测团，就是扩大现在阿盟的代表性，因为现在阿盟，像卡塔尔和沙特与叙利亚实际上是不同教派的国家，他们之间的矛盾有的时候外人很难说清楚，也使得阿盟的公正性在叙利亚那里受到质疑。而联合国的决议要扩大这个代表性，它可能有非洲的代表、北欧的代表、巴西的代表，当然中国、美国、俄罗斯也可以派遣去，这样的话它有更大的权威性，也有更广的公信力，那么制止停火它有更大的授权。

　　 如果我们很早设想，把这个决议抛出来，在安理会、在联大去讨论，那么中国既能够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同时也能够达到我们现在的目的，使得这个流血冲突，对平民伤害尽快地停下来，而且在阿盟，在阿拉伯国家也能得到广泛的同情和认可。

　　 反过来看我们实际做法，就是在后期别人提了提案，再去投票，这个我觉得不管投什么票，都不太好办，两头得罪。那么你说现在如果叙利亚倒了，那西方就会嘲笑中国；如果阿萨德他们站住了，可能那一方还说是俄罗斯在那里撑着它呢，中国也没得到什么。所以还会得到很多批评。我想这是一个教训，就是未来我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不是跟招拆招，不是按别人下的先手棋去跟进，不是撞击反射，而是有我们自己的设计，我们自己的先手。在这个角度上看，我觉得亚太地区是我们最大的一块基石，是我们最迫急，最需要去规划，去推动的一个大周边。

　　 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用创造性的思维、创造性的手法、创造性的战略去处理，而且更多不是依靠蛮力，而是统筹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外交方略，我们各种各样的公共产品，包括可能的一些释放善意吧。我相信，它最终是有助于一个比较和谐、有活力、不断向上的亚洲出现的。

　　 （未经受访者审定，本报记者王尔德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