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需要转型

　　张立伟

　　 推动“浙商回归”已经是2012年浙江省政府的“头号工程”，这是一项与多年以来招商引资类似的政策性工作，只不过浙江将招商的对象限定在了省外的浙商。为推动这项工程，浙江省各级政府除了为回归企业制定了税收、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外，还启动对11个市，20个省级相关部门以及29个省外浙江商会的目标责任制考核。

　　 浙江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与江苏主要以有技术实力的外资企业不同，浙江主要是低端民营出口加工企业，这些企业对成本极为敏感。随着当地土地成本以及中国资源价格上涨，本应被淘汰的小型民营企业被迫大量外迁，寻找更便宜的制造基地。这造成了浙江产业空心化，资金外流并呈现热钱化。

　　 这是非常典型的转型困境，浙江、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率先遭遇。在制造业产能过剩的中国，尤其是生产成本不断上涨的条件下，能够招商到的境外产业资本已经非常稀少。浙江希望通过政策导向，吸引浙商回归帮助重振实业，比如“省政府确定的战略型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浙江省重大浙商回归项目，由当地优先安排用地指标，待项目工地手续完成后，浙江省给予一定的指标奖励”。

　　 显然，地方政府的发展诉求与浙商群体之间是不太匹配的。很多浙商主要以低端制造业为主，而累积一定资本的商人大多转向资产炒作与地产开发，他们大都缺乏现代服务业的经验与技术，投资于新兴战略产业的更少，他们更像是一群商人而非企业家。除了资本之外，浙商对于浙江转型所需要的技术升级与创新很难提供什么帮助。

　　 中国地区间的政策因竞争而呈现不同的状态。地方政府们以税收、土地以及其他资源产品的优惠，吸引产业资本，但这可能会扭曲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如果一地重启区域性政策竞争，值得商榷，而且地方政府很难有更多的财政资源支持这种做法。与此前不同，这种难以促进升级的招商不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浙江应该向境外企业开放服务业，他们有资本和经验，对于改善浙江经济结构、推进产业升级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应该开放金融、文化、医疗、教育、交通等产业的管制，允许民营资本自由进入，否则，引导浙商资本回流仅仅是让他们重操旧业吗？应该给他们一片新的服务业的空间。

　　 中国需要放开产业管制和国企垄断来打开一个增量的空间，地方政府所能动用的经济资源已经使用的差不多了，传统的投资拉动模式接近尾声。中央政府需要加快改革，单凭地方政府很难像以前一样有能力推动经济的发展和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