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评论 民间借贷案件缘何又频发？

　　李文龙

　　记者李文龙“吴英案”尚未远去，近日江苏常熟和山东桓台的民间借贷又掀起了“地震”。3月初，苏州凯维隆贸易公司法人代表顾春芳因欠下巨额债务而不知所踪，常熟鲤鱼门酒店董事长周思扬也因债务高筑在2月份“跑路”。据相关部门调查，两起案件涉案金额超过8亿元。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桓台，县浦发投资公司董事长宋佃涛的意外死亡，也在当地引发了一股讨债潮。

　　不同的地区，相似的“黑天鹅事件”。近期民间借贷案件层出不穷，不仅意味着许多放款人的血汗钱很可能会血本无归，也表明，许多不为人知的民间借贷行为已经向高利贷和非法集资案件演变。在民间借贷的汹涌暗流背后，牵涉人员有多少、资金量有多大，只有被曝光浮出水面后才能被公众所知晓。

　　业界人士分析，民间借贷转变为高利贷后有两个明显危害，首先，民间资金单纯的追逐暴利对于经营困难的小企业而言，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雪上加霜，极易把已陷入资金困境的小企业压垮，造成两败俱伤。其次，高利贷资金通过各种中介多层转贷后，也大大抬高了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让区域内的实体经济难以承受。另外，尽管银行的信贷资金不会直接进入民间借贷领域，但是贷款企业的资金来源渠道多样，如果背负上沉重的高利贷包袱，银行贷款也同样面临很大风险，从业已发生的案件可以看出，许多民间借贷案件都或多或少有银行资金卷入其中。

　　据了解，常熟属于江苏民营经济发展的后起之秀，在这个与温州发展轨迹极为相似的城市里，民间借贷网络也非常“发达”，现在的常熟人都会习惯性地把顾春芳与吴英进行比较。再反观肇始于温州的吴英案、小企业主跑路潮、施晓洁案，人们不禁有了疑问，为什么在这些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金充裕的地区，民间借贷案件频频发生？在民营经济发展初期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间金融，如今发生了哪些异变？还隐藏着多少暗流？

　　广东近期发生的担保公司涉嫌骗贷案件或许给我们提供了答案。由于民间借贷市场上利率高得惊人，年利率大都在20%以上，而一年期贷款利息只有6.56%，广东创富、华鼎两家融资担保公司截留客户的银行贷款，再投向民间借贷市场以获取高额回报，但最终因投资失利而导致资金链断裂。

　　民间借贷与银行贷款利率之间的巨额价差，成为了担保公司铤而走险的直接诱惑。值得警惕的是，只要这一套利机会存在，就很难避免和阻挡民间资本盲目逐利，甚至有相当数量的上市公司也热衷于做发放高利贷的“影子银行”。如今楼市已经走出暴利时代，矿产市场逐渐规范，暴利领域消失不仅使得民间借贷领域的风险逐渐暴露，也使得更多的逐利资金挤入了“最差钱”的中小企业。而有的大型企业则利用便利的融资渠道，把手中的多余资金再转贷给小企业，也无一例外地呈现出高利化倾向。

　　在人工、原材料等成本上升的趋势下，许多小企业的资金周转本来就已捉襟见肘，如果畸高的民间借贷利息负担远远超出其承受底线，那么小企业无疑将无力再进行扩大再生产和投资，而会为了维系孱弱的资金链而疲于奔命，很容易引发民间借贷崩盘。如此不仅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对正常的金融秩序和信用体系也会造成破环，而一旦信用体系被破坏，则可能需要数年之后才能修复。

　　年初的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这要求我们既要预防民间资金出现脱实向虚的流动方向，也要提前布防已经进入虚拟经济的大量民间资金的风险暴露。正如温总理“两会”答记者问时所说，我们应该引导、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使其规范化、公开化，既鼓励发展，又加强监管。目前地方政府采取的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搭建股权融资平台等措施主要是为了引导民间资金向实业回流，而对于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则需进一步加强监管。

　　我们看到，许多民间借贷案件被曝光后牵涉面往往超出想象，许多放款人的资金已经难以抽身，但却浑然不觉。鉴于对民间借贷的监管以及风险防范存在空白，应把散落在各个部门的监管力量整合起来，加强调研，把民间借贷尽可能地暴露于阳光之下，如此才能减弱案件发生对当地经济以及区域金融秩序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