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乃当务之急

　　梁发芾

　　编者按/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了本届政府任内要做好的五件事。五件事的完成关系到国计民生各个领域改革进程的扎实推进，本期我们特约专栏学者对其中的多个方面进行建设性探讨。

　　在经济发展，税收大幅度增加的背景下，进行结构性减税的时机不但已经非常成熟，而且时不我待。

　　结构性减税从去年即已开始，其主要内容是，个人所得税提高了免征额，调整了税率和税档；在上海进行“增值税扩围”的试点；调高了小微企业营业税、增值税的起征点；在上海和重庆还进行了房产税的试点；资源税由从量税到从价税的改革也在进行。从效果看，纳税人的税负是有升有降的。个税免征额和小微企业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的提高，减轻了纳税人的税负；营业税转增值税的改革，使一些企业减少重复纳税，税负降低了，但也有些行业和企业的税负反而增加了；而房产税和资源税的改革，则无不增加纳税人的税负。所以说，从目前这些减税的动作来说，是有增有减，总体上可能增比减多，显然还不能满足人们对于减税的期待。

　　减税的力度要大，范围要广，我以为重点应该从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入手。这三大税种，占税收总额半壁江山还多。作为商品税，这些税无不进入价格，主要由终端消费者承担。而商品税作为一种普遍覆盖的比例税，具有严重的累退性，尤其生活必需品中暗含的商品税，对于低收入者来说，有雪上加霜的效应，极不公平，与量能负担的税收原则完全相悖。当然，除了终端消费者，企业经营者也最终分担了一部分商品税，这些重税对于生产经营带来严重制约。因此，无论从减轻企业负担的角度，还是减轻消费者负担，释放消费需求的角度来说，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的减税，都是当务之急。

　　商品税的减税，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应该普遍降低这些商品税的税率。目前中国增值税实行三档税率，最普通的税率是17%，在全世界来说，这个税率也是高的。当年设计该税率的时候，面临的是较低的征税率，有一半的税征不上来，因此，根据当时需要设计高税率，以弥补低征收率带来的损失。近些年来，随着征管技术的强化，尤其计算机网络的应用，金税工程的完善，使税收征收率大为增加，这种情况下，理应降低税率，真正做到“广覆盖，低税率”；另一方面，对于满足日常需要的商品，比如食品，应该低税率甚至完全免税。不少原属奢侈品而征收消费税的商品，现在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这些商品中的消费税的税率应该降低，甚至从消费税税目中剔除。

　　当然，对于减税，也有不同的声音，需要认真对待。一种反对减税的观点来自政府部门，比如财政部长谢旭人就认为税收增收24%是合理的。这种说法不值一驳。去年全国GDP增长9.2%，城市居民收入增加8.4%，农村居民收入增加11.4%。政府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GDP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幅，这样的增幅已经持续多年，造成国家与居民之间分配关系的失衡，形成严重的国富民穷局面。认为高税收是合理的因而拒绝减税，只是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一相情愿。

　　除此之外，民间有看法认为，减税带来的好处只能由资本家或富人享有，其实惠难以惠及穷人，因而激烈反对减税。这种说法有迷惑性。诚然，如果对于作为直接税的所得税、财产税进行大幅减税，则受益者可能主要是富人，但是，对于间接税如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的减税，则必然使全社会受益。降低商品税的税率，或者给某些商品免税，固然会给生产经营者松绑，增加经营者的利润。但经营者效益的增长，利润的增加，不但使投资者分红得利，也能够改善劳动者的薪酬福利待遇，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商品上的税负降低，也一定能够最终传导到价格，价格的降低最终给消费者以实惠。当然，商品税的税负在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中如何分摊，主要决定于市场供求关系和竞争环境。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不但可以使消费者分享竞争带来的低价实惠，而且还可以保证消费者能够分享减税带来的好处，防止减税的好处被垄断的经营者独吞。

　　作者为财税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