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加工贸易模式并无新意

　　《投资者报》评论员 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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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3-26

　　从2010年开始，重庆启动的公租房规划与户籍制度改革，已经成为重庆吸引沿海产业（加工贸易）转移的重要手段。而重庆当地媒体也宣称，重庆的这种加工贸易模式已经成为“内陆加工贸易模式创新的‘重庆路径’”。

　　有媒体引用富士康落户重庆的例子，来说明重庆加工贸易模式的创新之处：富士康“12跳”的悲剧，既源于“两头在外”的中国代工业的低利润低工资，又可归于与社会隔绝的封闭式军营管理带来的心理压力，而重庆双管齐下突围，一方面通过研发、零部件生产、组装全部本地化配套，形成“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新模式，提高中国制造附加值；一方面通过“政府办社会”与农民工市民化，节省企业办社会的成本，把富士康在深圳厂区的军营文化变成了家文化。

　　毫无疑问，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和发展加工贸易方面，重庆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其中，公租房建设、户籍改革与加工贸易互为表里。而2012年3月19日，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会见日本中小企业厅长官铃木正德一行时也表示，今年前两个月，重庆引进外资同比增长50%，进出口贸易同比增长1.1倍，增幅都居全国第一。在加工贸易方面，重庆的成绩不可谓不突出。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重庆“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更多是依靠政策优惠，这与传统沿海地区的“招商引资”优惠并无本质不同；同时，政府主导下的户籍改革和“农民退地进城”，一旦遇到经济下行，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工可能会面临失去土地、无业可就的风险。这些也许是很多改革设计者和分析人士没有预料到的。

　　加工贸易主要靠政策优惠

　　谈及重庆加工贸易的创新之处，重庆当地的政府官员和媒体往往将之归纳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

　　今年“两会”期间，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曾表示，过去20年中国沿海的上海、江苏、广东、福建等地区形成了1亿台电脑的产量，约占整个世界电脑产量的50%。现在重庆也有了1亿台的概念，最大的问题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而实际问题主要是在谋略上有一个创新。

　　黄奇帆所说的“创新”已经被重庆当地的媒体反复描述过很多次。《重庆日报》的一则报道曾这样表示：重庆位于西部内陆地区，没有办法像沿海城市那样，依靠便利的水运条件做来料加工，之所以近几年能在加工贸易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破题的关键是创新了加工贸易的模式，用垂直整合解决物流成本的难题。

　　“重庆要发展笔记本电脑产业，必须以创新模式解决物流成本、产业配套等问题。‘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垂直整合一体化模式随即浮出水面，即沿袭销售市场‘一头在外’的同时，将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全部实现本地化，聚集在同一城市和地区，大大降低进项物流成本。

　　为此，在重庆官方的全力推动下，早在2009年8月，惠普、富士康就先后进入重庆设厂，形成年产2000万台外销笔记本电脑的生产能力。两大IT巨头的进驻，吸引了仁宝、纬创、和硕三个世界级代工商和100多家零部件厂商的跟进。

　　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重庆这种“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似乎并无多大新意，只是与沿海地区在低端加工贸易业上进行零和博弈。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加工贸易模式得益于政府的强力支持和政策优惠，这也与沿海地区的“招商引资”政策优惠并无本质不同。比如，中央政府批给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港区，使之成为内陆惟一拥有两个保税区的城市，这也是吸引外商进入的主要原因。

　　劳动力大规模集聚存在风险

　　事实上，中央政府对重庆的支持不仅仅体现在政策优惠上，同时还有直接的财政转移支付支持。据《重庆日报》披露的数据显示，2009、2010两年，重庆共获中央财政直接支持超过1500亿元，2011年再获中央财政直接支持1100亿元。

　　这些资金的落实，为重庆推进公租房建设和户籍改革创造了条件，而这二者正是重庆加工贸易模式获取廉价劳动力的充分保证。在户籍改革方面，据了解，重庆推出的两年300万、十年1000万的农民进城计划，全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29%提升至60%以上。重庆官方曾形象地比喻：在这次户籍改革中，进城农民将穿上城市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件衣服”，同时脱掉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三件衣服”。

　　在公租房建设方面，黄奇帆在接受《中国改革》杂志采访时曾表示，传统加工贸易存在“企业办社会”的问题，员工的生产和生活往往局限在厂区狭小空间，“我们（政府）改变了这种模式，我们在加工贸易区造宿舍，给初级员工居住，中级员工住公租房，高级员工住商品房，自己买，给予个人所得税退税。以这样三个层次，把员工分散开来。因为政企分开，政府和社会把员工生活揽下了，企业只造厂房，不要去造宿舍了，它的投资也节省了，这也有利于招商引资。”

　　很明显，重庆加工贸易模式的背后，政府这只“看的见的手”几乎无处不在，主导了一切。不论是公租房建设，还是户籍改革、农民退地进城，都是政府加工贸易这盘“大棋”的一个零部件。这种政府主导下的户籍改革和“农民退地进城”存在着劳动力大规模聚集的风险，即一旦遇到经济下行，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工可能会面临失去土地、无业可就的风险。

　　正如知名律师斯伟江在《重庆在下一盘大险棋》一文中所言：“公屋、户籍、土地、工厂、金融的系统工程，这大棋局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错了，一步错，步步错。尤其是，一旦产业调整，重庆工厂的竞争力下降，金融必出问题；同时，进城农民的工作、乃至收入将失去。一旦经济不行，社保的资金将心有余而力不足。此时，进城农民想回头做种地农民，不可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