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企提高竞争力不能升“副部”

　　丁是钉

　　 伴随着一系列的人事变动，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太平、中国信保四大国有险企升格为副部级企业。在中国企业“去官”化努力进行了10多年之后，四大险企的高管们又迎来了一场“官帽盛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四大险企的中层就会成为“副厅”；基层管理人员也会相应升格为“副处”。至于保险业务员会不会提职成“副科”，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在四大险企“加爵加薪真忙”的时候，作为局外人，我们却有两个不吐不快的疑问：

　　 第一，险企是市场化还是要“官员化”？市场化一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在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取消企业的行政级别。早在2000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经贸委起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基本规范（试行）》，其中明确要取消企业行政级别——政府与企业要由行政隶属关系改为产权关系，将不再比照党政机关干部的行政级别来确定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待遇。近年来，国务院国资委也多次表示，在央企建立了规范性董事会后，管理层的选聘由企业董事会决定，国资委不再进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任命。现在四大险企“忽然”升格为“副部”，其改革的方向令人不解。

　　 第二，险企升“副部”能否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和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中国金融企业与世界先进金融企业的差距更大。尽管在世界500强的榜单上，有一些中国金融企业的名字，但是单纯靠规模取得的名次，并不能对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产生本质的影响，中国金融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依然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在这样一种现实情况下，作为中国保险行业领头羊的四大险企，更应当通过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来提升企业的国际化水平，缩小和世界保险巨头间的差距，而不是搞一场自娱自乐的“封官”游戏。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对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职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的“四化”目标。但是四大险企升“副部”，只让人们看到了险企高管的“官员化”。这种与职业化和市场化的目标背道而驰的“官管”体制，可能对中国保险业的竞争力构成深层次的伤害。

　　 首先是 “官本位”会导致评价作用体系的错位。官员和高管的任务目标不同，评价体系、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都不同，2003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中已经明确指出，党政人才的评价重在群众认可，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评价重在市场和出资人认可。不同的考核方式，必然会导致不同的行为方式。如果用考核官员的方法去考核企业高管，那么势必会导致其按“上级”的意图办事，而不是按照企业发展目标去进行决策和工作。在现实中，这种“看领导眼色”办事的问题，曾经导致大量原本很有实力企业，选择了错误的发展路径，并给企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官员型高管并不会对此负责，而只是易地做官。

　　 第二是人为制造人才流动的壁垒。在电信、石油以及银行企业中，都曾经发生过“一把手”连环换岗的事情。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要在有一定行政级别的高管中选拔继任者，而具有这个级别的高官型高管只有那么几个人，只好是大家转来换去，今天你来接我的班，明天我去顶你的岗。导致原本属于竞争对手的企业间，相互毫无商业机密可言。高层如此，中层管理人员也是在几个同类企业间轮换。受行政级别的限制，外面的人才根本进不来。由此造成企业内部的裙带关系严重，高管“近亲繁殖”。最终使得管理层形成了“铁板一块”，不但非体制内的人才进不来，甚至是非体制内的思想也进不来，进而形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在内部失去活力，在市场上失去竞争力。

　　 第三是使企业竞争失去公平。在当前状态下，我国的许多资源配置权依然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副部级”高管和现有的资源配置体系显然有着近乎天然的亲近，这种关系可以让其更加便利地拿到其他类型企业无法得到的资源，导致事实上的不公平竞争。相比其他保险公司而言，四大险企原本就有着巨大的规模优势，一旦实现“官”“商”无缝对接，对于其他无法获得行政资源的企业而言，就意味着被排斥在运动场以外。

　　 第四是让四大险企失去国际竞争能力和机会。众所周知，包括中海油在内的一些央企，在一些国际并购中受到了国外企业和政府的抵制，对方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认定央企不是单纯的企业，由央企主导的并购背后有国家力量和政治因素。现在我们给四大险企戴上“副部级”的帽子，非但不会增加其国际竞争力，相反会给别人排斥四大险企的国际竞争制造口实。“副部级”很可能会为四大险企参与国际竞争制造一个障碍，损害其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原来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也是阻碍国有企业市场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深度发育。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民间，呼吁取消企业行政级别的声音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势之下，四大险企升格“副部级”，是不是可以看做是计划经济中“官本位”体制的回光返照，我们尚不能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