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之困在于权力边际失范

　　 近日，在首届岭南论坛上，中欧国际教授许小年发言称“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首先要解散发改委”，揭示管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折损。而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以发改委将来“会下台”进行正面回应，透射出广东官员务实而开放的思维立场。

　　 坦率而言，当前牵制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主要障碍，是过度行政管控下的非市场性交易成本，甚至权力租金。这种以政府控制力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混淆了经济增长与经济规模增长之内涵，导致了经济增长过度粗放式规模投入。事实上，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索洛剩余，即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TFP增长则倚重于企业家精神。

　　 显然，真正的经济增长是管制经济所难以有效驾驭的。其原因首先在于，科技进步和资源优化配置倚重的是市场自由竞争所释放的价格信号指向，而市场价格信号分散在万千市场主体中，且呈趋势互动的动态演绎过程，这使得任何再强大的组织，不论是基于信息搜集和判研技术，还是自身精力，都难以捕捉到有效的信息影响或决定技术进步方向，并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

　　 政府直接参与并干预企业的转型、技术研发和投资损益审批等，将增加不必要的交易成本，甚至导致权力寻租，妨碍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培育。毕竟，由于政府无法有效为市场信息赋值，使政府不可能构建客观性标准进行实质性审批，因此政府的审批大都内生有大量的自由可裁量空间，并最终衍生出权力寻租问题，导致经济效益折损要么以权力租金形式体现，要么以过长的权力审批流程导致市场机会不再而凸显。

　　 当然，权力管制等之于经济的影响，取决于管制耗损的租金与TFP带来的财富增值收益之边际效应，即若TFP的增值收益高于管制等耗损的经济租值，那么经济总体趋向发展，否则若TFP的增值收益低于管制等耗损的租金，那么经济将陷入滞胀。如改革开放初，由于资本的稀缺，国内要素资源尚处于物化或货币化过程中，这使得经济哪怕是粗放式规模扩展也足以抵消管制对经济资源的耗损。然而，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要素资源对外依存度趋高，粗放式规模投入已难以持续，从而致使管控等对经济的耗损脱颖而出。

　　 由此可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无法再倚重粗放式的资源规模投入，而需以发掘企业家精神为主的效益经济转型，这亟须审视政府与市场边界，为经济发展减负减压。即市场能够自已的领域，政府应逐渐退出，并转向规范监管，而非实质性内容审批。

　　 鉴于此，当前需警惕两个极端，一是解散发改委之观点，这显得有些书生意气。当前发改委等所拥有的实质性行政审批职能，如同是经济社会运行的非市场化磨损值，既妨碍了企业家精神培育，又加剧了经济社会运行成本，但解散发改委并不会有效降低经济社会的行政磨损成本，甚至权力租金，而只是把权力分散到其他行政部门。因此，可逐渐剥离其行政审批权限，把其定位为政策调研咨询机构。同时在渐进剥离发改委行政管控职能下，使发改委变成推动经济社会改革的润滑剂，毕竟权力既可是增加经济社会运行成本的力量，也可反过来作为履行改革的力量。

　　 其次，是渐进式等待，如等未来社会组织完善、社会自立后，发改委要取消。这既反映出管理层对权力收放的取舍之困，又凸显出改革的惰性。即权力未适度收敛，经济社会自治体系将难以有效发育，企业家精神将在以审批等政府管治主导下难以绽放芳香，经济转型也将知易行难；而权力的放松无疑将削弱政府对经济社会的管控力。殊不知，权力收放的取舍之困，根源于目前主流依旧突出的控制力思维和情结，从而把市场机制作为一种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工具，而非发展之理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立足之本。唯有把市场真正作为经济运行理念，才可凝聚改革共识，助推经济社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