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改新方案补贴不能太高

　　姚建莉

　　 10年研究，10年呼吁，终于迎来公务用车的破题之年，全国人大代表叶青难掩兴奋，“今年真的挺高兴”。

　　 车改出现转机，他没有理由不兴奋。要知道，在200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叶青就提交了第一份车改建议，可惜没有回音。

　　 尽管国家早先出台过公务用车改革方案，但瞬间的夭折，使得整个社会都不看好车改，也少有人关注，所以别人眼中的他是“另类”，更觉得他有些“异想天开”。从现在来看，车改夭折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反对之力太强大，二是轿车远没有现在普及。直到2001年他购第一部车时，还只有桑塔纳、捷达、富康、夏利、吉利之类的主要车型。他选择了夏利。

　　 终于今年有望成真，“地方官员也都在等中央的指导意见”。

　　 四点论十年未变

　　 《21世纪》：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车改，后来为什么会想到建议推车改？

　　 叶青：确切地说，应该是从1992年开始关注的，那时我在中南财经大学当老师，研究中国财政制度演变，公车浪费的现象已经开始出现，1993年广东车改、1997年大庆车改我都关注了，特别对大庆车改印象很深。特别对大庆车改印象很深，一是毕竟是一座地级市在进行车改，二是大庆市纪委总结出著名的“公车三个三分之一”——公车领导公用三分之一，领导私用三分之一，司机私用三分之一。

　　 那几年，我就一直研究车改，直到2003年进入湖北省统计局，终于有机会把我的车改方案拿来实践，其实是个很顺理成章的过程。

　　 《21世纪》：您关于车改的诸多建议主要是哪些，10年间有哪些大的变化？

　　 叶青：我的方案主要内容从来没变过，一直是四点：自购私车、市内1000元/月、出差（出武汉市）实报实销，建议双轨过渡。

　　 变的就是车贴的额度，刚开始前三年（2003-2006年）我讲500元/月，后面讲的都是1000元/月。我还建议要把车贴跟油价挂购，每年调一次，假设油价跌了，车补贴可以考虑下降10%，如果涨了，则可以上涨10%。

　　 2003年油价才3块多，现在已经涨到8块，车贴如果一样就不太合适。

　　 今年我还建议，把司机的费用纳入公车消费范围。现在的公车使用中，领导办公占1/3，领导办事1/3，司机办事1/3，中央机关去年公布的公车消费62亿中并不包括司机的钱，如果按他们的算法，司机的钱约有30亿元。

　　 部分官员专车保留

　　 《21世纪》：这些调整后的建议，您觉得是否得到实践，关键是什么？

　　 叶青：主要还是转变观念，公务人员要想明白拥有专车不代表特权阶级，坐公车更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做事，做事就要降低行政成本，如果这点上转不过来，车改很难成功。

　　 当然，10多年的发展，也为车改准备了一些客观条件：一方面，相比过去，现在有更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对公车私用的容忍度降低，对这个空间也有压缩，公车私用的风险也增大了，这种制度上的约束倒逼公车改革。

　　 另一方面，现在的轿车相比整体的消费水平，并不贵，大部分公务员都能买得起车，只要废除公车，他们都能靠私车出行。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坐公车也不见得是享受，而更像工作。

　　 所以说，公车改革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两会期间我在北京遇到一些地级市的市长，他们都说在等国家的公车改革指导意见，只要一出台，他们就能开始在地方上运作了。

　　 《21世纪》：国家正在制定的方案和从前各地方案相比，有什么异同？

　　 叶青：主要内容也基本没变，还是通过发放补贴实行公车退出机制，具体包括三大块：一是配给制，给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配备专车；二是社会化，即由企业提供公车和司机，机关单位向其租用；三是货币化，即发放车贴到工资里。这也是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方式。

　　 不同点也还是跟我的提案相似，补贴额度有所调整。

　　 相比之下，吸取了96年的经验后，这次的中央国家机关的车改方案会给出选择，或者公车或者车贴，至少副部级以上的专车还能保留，这个级别以下的专车就必须取消，这样十几二十年后才能逐渐扩大取消的范围。

　　 杭州模式是过渡

　　 《21世纪》：此前也有针对公车的规范管理，中央和地方各是如何推进的？当中存在哪些问题？

　　 叶青：公车的规范管理基本没能正式推开，从地方上来看，问题在于有多少车算不清楚，因为这些车的来源渠道不确定，有的是财政购买，有的是上级单位安排，有的是奖励的。

　　 相比之下，中央国家机关公车来源比较清楚，便于计算，但车的数量一直有变动，或是新买，或是报废，时间一长又乱了，规范管理很艰难。

　　 所以现在的公车改革最好还是学杭州，最具可行性，管理成本也相对较低。但也只能是三五年内过渡一下，最终还是应该货币化、市场化。

　　 《21世纪》：为什么最终走向货币化、市场化，现在杭州的做法从长期来看是否不太合适，有问题存在？

　　 叶青：那是肯定的，杭州市的公务用车服务中心的车不是从市场上买来的，还是一部分原来的公车承接下来的，还是政府在主导，作为过渡值得认同，因为现在不可能一下子走向市场化，公车租赁市场也没有发展起来。

　　 但这种做法还是双轨制，长期肯定会出问题。几年后，杭州市的这部分最终都会卖给一些企业，通过向企业租用来运行，上海电视台30多台有统一标志的采访车就是如此，车和司机都由一家公司提供，电视台向他们租用，必须在记者和摄像师都出门的时候才可以使用。

　　 《21世纪》：您的理解中公务用车改革方案从何时开始酝酿，多年未出台的原因是什么？

　　 叶青：第一次国家制定的公车改革方案其实是在1996年，但因为当时直接就是全部取消公车发车贴，步子迈得太大，很快就夭折了。

　　 这一次方案去年基本已经成形，至少也酝酿了几年，现在要看各部委的意见，平衡各方。

　　 这么多年没有出台就是因为阻力太大，当时没有实行双轨制，所以各地只有改或者不改，没有第三条道路。有些地方改得太猛，官员一抵制，偃旗息鼓了；有些地方改得太轻，老百姓反对声音很高，官员觉得吃力不讨好，索性维持原状，不改了。这些都不符合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