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金融改革台前幕后

　　《望东方周刊》记者黄柯杰 | 浙江温州报道

　　“现在是要打造一个有信誉的中间平台，能让民间资本真正进来，产生合理的利润。”

　　一场由金融危机催生的金融制度改革在温州逐步展开。3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会议确定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职，发展专业资产管理机构，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深化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创新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积极发展各类债券产品，拓宽保险服务领域，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建立金融综合改革风险防范机制。

　　 此前的2011年11月8日，温州市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温州地方金融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1＋8”地方金融改革创新战略。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向中外记者确认，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正在积极考虑将温州的民间金融作为综合改革的试点之一。同日，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透露，七部委已经会签《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

　　 批复尚未完成，温州试验的步伐在加快，2月28日，温州首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瓯海区信通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瓯海信通”）试营业，该公司将以私募的形式，打通民资和实业的渠道。

　　老板逃跑潮催生改革

　　 若回顾2011年，温州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媒体报道的企业倒闭潮和老板逃跑潮。

　　 在金融危机之下，温州陷入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双重困境，一些企业深陷贷款难和再融资难，资金链紧张的企业，在银行贷款到期后，无法还清贷款，背上高利贷的魔咒。在此情况下，少数民企老板跑路后，促使金融机构提高警惕，纷纷惜贷，致使企业的贷款越来越难。

　　 2011年整个夏天，温州充斥着老板跑路的消息。一些民企老板为稳定人心，取消出国谈业务，甚至提出将护照交给政府保管，以表示自己坚决留下的决心。

　　 2011年10月4日，温家宝总理到温州调研民营经济，提振信心，在与民营企业家座谈和听取地方领导汇报时，温州方面主动提出，希望在温州建立金融改革试验区，温总理对此表示赞同，并当场责成相关部委以及浙江省政府进行调研。

　　 这次讲话成为温州金融改革的风向标，温州市政府择机而动，在一个月时间内，就完成方案的起草。

　　 2011年11月8日，温州市开始全面实施《中共温州市委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温州地方金融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即“1＋8”地方金融改革创新战略），以从体制、机制上推动解决当地中小企业的资金债务危机问题。

　　 对于这份方案，温州市相关部门一度三缄其口。有关人士介绍，因涉及多个部门，尤其是金融部门的利益，在方案正式批复之前，不对外公布方案的细则。一旦公布引发讨论，恐生变数。

　　 上述人士介绍，此类事情已有先例。在2011年1月，温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局在其官方网站公布《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海内外媒体纷纷报道此事，外界认为，试点或将为温州数千亿民间资本找到一条新的合法投资渠道，这也符合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战略。温州多位本土经济学者也在各个场合表示，此次试点意味着温州企业转型升级有一个新的空间。

　　 但半月后，试点方案宣告暂缓，原因是国家外汇管理局曾打电话到浙江和温州的外汇管理局，表示此方案未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并要求温州方面不得宣传，低调处理。在此情况下，温州方面主动暂停。

　　1+8的模式

　　 从温州市公布的一些资料中，可以了解到温州起草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方案的大致内容。

　　 一位接近政府的温州经济界人士告诉本刊记者，这一方案的上报模式确实是“1+8”，有着浓厚的温州特色。据他介绍，除了温州市政府起草的一个《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外，还制定了8个专项具体子方案上报，这些子方案包括：创建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股权投资业、做强股权营运中心、创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温州银行发展规划、农村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创建地方金融监管中心。

　　 “从资本覆盖广度看，这8个专项基本能覆盖到金融实业和创投，并能涉及股权投资和民间借贷，将能为温州经济转型和地下金融阳光化提供很好的制度保障。”上述人士表示。

　　 据悉，《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起草后，经浙江省人民政府上报国务院，再由国务院批准给了各相关部委。该知情人士表示，上报方案包括9个子项分别是：深化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全面启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鼓励和引进全国性金融机构在温州设立服务于小微企业的专营机构；开展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试点；组建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建立温州产权（资产）交易市场；促进股权投资业发展；建立创新类地方金融组织监管机制和推进金融集聚区建设。

　　 “方案报得非常具体。”他告诉本刊记者。

　　 本刊记者在温州市金融办采访期间，金融办方面也是含糊其辞，发展处副处长柯园园对包括本刊记者在内的各路媒体表示，上报的方案可能有这些内容，也可能有部分内容，最终究竟如何，一切都要等批下来才知道。

　　 在方案批下来之前，温州一些大的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接到“封口令”，要求他们不要接受媒体采访，以免引起炒作，影响报批过程。

　　首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试营业

　　 2月28日，温州首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瓯海区信通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试营业，试图以公司私募的形式，募集资金，规范民资和实业的资金流传渠道。瓯海信通总经理助理孙啸翔告诉本刊记者，公司自2月28日对外试营业以来，已经有生意上门，交易金额达上千万元。

　　 在业内看来，“瓯海信通”的成立和试营业是温州此次金融改革的重要一环，是按照温州市实施的“1+8”地方金融改革创新战略关于“创建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而设立的，主要开展资本投资咨询、资本管理、项目投资等服务。依照相关规定，“瓯海信通”不能吸储不能放贷，只能通过资本的项目投资实现资本增值。

　　 据悉，在金融改革的大背景下，温州资本参与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的兴趣很高，在“瓯海信通”开业后，乐清、瑞安两地各一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在3月试营业。

　　 据公开资料显示，瓯海信通注册资金1亿元，由温州市瓯海眼镜有限公司作为发起人，出资2000万元，占股20%。温州通用锁具有限公司、温州利华包装有限公司、温州信博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温州中竹纸品销售有限公司及另外4名自然人各出资1000万元，各占股10%。

　　 对于该公司的业务，孙啸翔表示，公司不做类似投资公司的资金拆借业务，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投资。

　　 在一份由“瓯海信通”提供的公开资料中发现，规定在试点期间，用于“短期财务性投资”的项目资金总额不超过民间资本管理净额的20%。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瓯海信通”也涉及一些资本的短期借贷，比如，公司曾短期借贷给一家企业100多万元，以解决该公司的资金短缺，双方约定以银行利息的4倍作为回报。在孙啸翔看来，这是一种固定回报。

　　 “瓯海信通”最想做的还是实业投资，一位瓯海信通的股东告诉本刊记者，入股该公司的初衷是配合自己的产业转型，想通过公司的平台，将资金运作到利润高的制造业上。

　　 “我们主要会找一些缺少资金的高端制造业，在他们需要生产设备或者流动资金时，通过入股的方式，或者约定投资比率和利润分成的情况下，取得一些固定的回报。”该股东告诉本刊记者。

　　瓯海信通的难题

　　 在孙啸翔看来，“瓯海信通”还需要解决诸多问题后才能正式营业。

　　 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资金投资的额度问题。按照资金管理，对单一投资对象的投资总额不超过总资本净额的5%，换句话说，信通公司的投资款每笔不得超过500万元，这对如今的企业投资来说，是杯水车薪。孙啸翔对此的解释是，在刚开始试营业按此执行，如果正式营业后，经过请示相关部门，并得到同意后，可以适当超额一点。

　　 其次，是注册资本金。如今一个亿的注册资金，是否够用？孙啸翔表示，资本管理公司在试营业一年内可增加注册资本至5亿元。若公司的资金不够用，可以通过私募的方式来增资，但这些资金来源必须是特定的对象作为财务投资人，并与财务投资人签订有限公司合伙协议，共同成立有限公司合伙企业，由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对项目进行投资，参与被投资项目的决策和管理，直至投资退出或清算。

　　 最重要的一点，也是让孙啸翔感到困惑的是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税收问题。这些困惑主要来自对于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的定位，若定位为银行业，那么需要缴纳5%的营业税；如按照一般经营性企业，那么需要缴纳3%的营业税。

　　 除了这些以外，企业所得税和股东的个人所得税按什么标准缴纳，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温州一家民间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告诉本刊记者，现在不少温州民间资本投资公司正在回笼资金，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获批后，择机选择项目进行投资。

　　 在他看来，“瓯海信通”可能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做实业投资，那么一个亿的金额，500万元一笔的投资额度，那么需要20笔才能投资完，就算是超额100%，变成1000万元一笔，也至少需要投资10个公司，这需要很大的精力，人力成本和财务成本比较高。”

　　 该人士表示，温州目前中小企业股份制改造还够充分，若一个企业紧缺资金需要投资时，股份和债务不明晰的情况下，以入股方式投资，风险比较大，但若以资本借贷方式，则双方都能规避风险。

　　 他认为，若能确定对方把资金投资到实业后，双方约定固定的投资回报，这本身也是一种资本投资实业的创新模式。“这种模式与传统的资金拆解和高利贷完全不同。”

　　重建金融信誉不易

　　 在去年的老板逃跑潮发生后，温州民间借贷的信誉度遭到重创。

　　 “前几年玩得太虚，现在遭报应了。”从事眼镜批发的温州商人沈信国如此评价，他去年借给一个企业家朋友500万元，结果企业倒闭，老板跑路，现在音讯全无。

　　 20年前，沈信国创业之初，从亲戚朋友那里借得20万元现金，从来不用抵押物。“那时我23岁，事业上一无所有，一年不过赚3万多块钱，就凭一瓶蓝墨水和一叠信纸，写着借条，拿到这笔启动资金，现在你看行吗？温州商人的信誉没了。”

　　 作为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的主人，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30年来一直活跃在温州民间金融的最前沿，他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是温州金融环境最不理想的时候。

　　 他认为，在目前信贷紧缩下，即便你现在证件齐全，抵押物很充足，但还是不一定能从银行贷到资金，个人之间的借款，因为没有合法有效的渠道证明和抵押，借贷双方无法形成充分的信任。

　　 面对温州众多的贷款和担保公司，方培林表示，越来越看不懂。他认为，“打着担保公司旗号放高利贷”的现象在温州比较常见，投资公司资金互相拆借，关联程度非常高，一旦政策从紧，就变成高利贷的击鼓传花游戏。

　　 在温州，至少存在数千亿的民间资本，近年来，陆续回笼的温州资本在寻找出路，地下金融和高利贷成为寻求利润的隐秘空间。

　　 “现在是要打造一个有信誉的中间平台，能让民间资本真正的进来，产生合理的利润。”方培林告诉本刊记者。对温州的这次金融综合改革试验，这位在资本市场摸爬滚打近30年的老兵表示，“要看一看才能知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