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造业回归治标不治本

　　郭丽琴

　　[ 美国这样的国家已经发展成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制造业回流不太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高失业率的问题 ]

　　美国的“制造业回归”趋势，对于中国乃至亚洲国家而言，终于从始于去年的猜疑，到正视，再到今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公开的讨论。

　　已经经历了制造业升级，并已经将第三产业发展为现代服务业的欧美国家，在经济下行周期与政治选举周期的压力下，采取的吸引制造业回流的措施，目的在于回应民众对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的不满。

　　然而，此次参与博鳌亚洲论坛的那些讲究成本核算、精通产业链布局的跨国公司，以及更为理性的经济学家，以及已经可以讲出心里话的往届政治家，他们的答案却颇为一致：“再工业化”不是长期政策，是政府违反基本经济规律的做法，更是“反全球化”的治标不治本行为。

　　“再工业化”效果明显

　　“制造业回归”的提法来自于奥巴马在2009年11月的讲话，提出要增加美国的生产和出口，从而使美国的经济建立在岩石而不是沙滩上，要发展传统制造业在内的各种经济类型，而不是过度依赖服务业和金融业。

　　欧洲的声音虽然小得多，但法国政府、西班牙政府也提出了类似理由的“再工业化”。

　　而在博鳌上“再工业化”效果及可行性讨论则源自最新数据反馈。

　　博鳌亚洲论坛最新公布的《亚洲经济体竞争力2012年度报告》显示，总体来看，2011年流入亚洲的国际资本比2010年显著减少；虽然上半年资本净流入依然十分强劲，但下半年随着全球经济悲观情景再现，中国内地、印度、中国香港、新加坡等经济体资本外逃压力巨大。尤其是8、9月，亚洲资本市场甚至出现大规模的抛售和资本外逃趋势。

　　而中国的FDI流入数据也反映了这一趋势，从去年4月开始，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开始出现负增长，并持续到今年年初；与此同时，欧盟27国对华投资也开始显著放缓，直至今年年初出现了大幅度下滑。

　　《第一财经日报》曾于去年6月刊载《拥抱制造业，美国对华投资下降成趋势》，表明在奥巴马的鼓励制造业回归的政策吸引下，相当多的总部在美国本土跨国公司开始使一部分制造业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回归到南部一些成本相对较低的州。与此同时，根据今年3月的最新统计数据，到目前为止，美国制造业已经实现了连续31个月增长。

　　在一部分大型美国企业的行动下，3月1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国会做报告时指出，由于汽车供应链的恢复和企业投资出口持续增加，制造业产值比经济衰退时的低谷增长了15%。2010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比2009年提高了0.7个百分点，从11%提高到11.7%，1970年美国的比例是在30%，一直在下降，但是在2010年比2009年提高了。2010年美国的出口是1.48万亿美元，制造业是出口了1.27亿美元，占整个货物贸易的86%。就业从2009年到现在美国的制造业增加了30万～40万个岗位。

　　“制造业回归”

　　违反基本经济学规律

　　从本报记者在博鳌的采访来看，“制造业回归”的提法并不被看好，被认为是在经济艰难时期，政府采取的短期性吸引眼球、回应民意的公共政策。

　　这些人代表了更为理性的企业家、专家，以及过往的政治领袖。

　　花旗集团副董事长、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古铁雷斯就对本报记者指出，“制造业回归”很难是一个长期性的政策，但是自己是小布什的内阁，并不适宜评论奥巴马总统的政策。

　　回应民意或者政治选举周期，是此类短期违反经济规律的公共政策非常重要的原因。

　　古铁雷斯对本报记者说，虽然大家都知道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规律，但是现在在西方，包括美国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从来没有听过一个政治家用过“全球化”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太危险了，意味着你们国家的就业机会流出国外了。

　　“我曾经听美国一些好的政治家讲了，纺织业不可能在美国继续发展下去，这个就业机会不可能留在美国。但是非常抱歉，我们必须要迅速引入国外的投资技术，要引入专业技术人才，但是没办法在未来五年纺织品在本国生产了。工商界的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可是美国政治家们会说我们要继续生产纺织品，我们要保护你们，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古铁雷斯说。

　　毕马威国际主席安茂德的回答则直率得多，他认为，这不是一个非常长期、明智的政策，也不是一个长期的选择。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将低端的产业链条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地区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和选择，且美国这样的国家已经发展成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制造业回流也不太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高失业率的问题。

　　相当多的跨国公司也感受到了来自于本土的政策压力与务实的商业考量之间的博弈。

　　百事公司董事长兼CEO卢英德就对在场记者指出，因为全球化不只是由政府之间的框架来奠定的，主要由私营企业来推动的。“目前全球经济处在下滑周期，有些人失去了工作，这是痛苦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质疑全球化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好处。我们必须要教育世界各国的人民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通用集团副董事约翰·赖斯则更为明确地感受到了此种压力，他也在努力说服本国政府正常的商业选择并不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本土就业水平。“创造就业不是零和游戏，我们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好像就一定会给其他国家造成就业机会的减少，这其实不是这样。中国、巴西、印度和美国之间这种就业岗位的创造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我们有世界各地的合资公司。”

　　英国前内阁首席部长曼德尔森则对本报记者表示，对于各国的政府来说，全球化有不同的定义，在特定时期有特定的考虑。

　　大家都同意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于其中很多人来说，这样的一种不可避免是指全球经济当中的出口与日俱增，这样的出口增加由于一个国家更多的进口影响到了他们当地人的生活、社会的就业。比方说如果一个国家过多地进口了廉价的商品，对于出口国来说是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但对进口国来说这些就业岗位就会消失，因为他们原来的生产被替代了。一方面有一些人在庆祝高增长，但与此同时有另外一批人认为高增长带来了沉重的环保代价。

　　“我们要通过公共政策来确保这些全球化的益处能够以一种更加平等的方式在国与国之间以及一个国家的不同人群之间加以分配，当我谈到管理全球化成本的时候，我指的是我们要处理好生产率上升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对于人们的就业机会的影响，包括解决就业不稳定性、就业缺乏保障的问题。从公共决策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更难解决，而不是更容易解决。”曼德尔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