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以色列央行行长费希尔：中国需要尽快推进金融改革

　　杨燕青 严婷

　　[ 人们只有在中国拥有更深化和具有更高流动性的金融市场后才会愿意使用人民币。只要资本管制等限制依然存在，人们就不愿意持有大量人民币 ]　

　　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在欧元区危机中应如何定位？“退出”欧元区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人民币能否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围绕这些问题，以色列央行行长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日前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

　　尽管多数学术界的经济学家支持希腊退出欧元区，但政策制定者们却普遍持反对态度。费希尔坦言：“我并不支持希腊退出欧元区。”他强调，退出欧元区对希腊没有好处，而且导致的“传染”效应不可估量，因此这对于所有国家而言都是一个高风险的策略。

　　针对新兴市场援助欧洲和IMF治理改革中可能存在的关联，费希尔认为，无论欧洲是否发生危机，新兴市场都应该努力推进IMF份额的改革来增加自身的话语权。但他并不建议新兴市场将增资与IMF改革相挂钩，因为将增加投票权作为IMF双边贷款的前提条件会大幅拖累整个危机救助进程。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很可能会在未来的货币体系中“三足鼎立”，尽管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刚刚起步。费希尔相信，人民币有望在10年内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但其前提是中国加速金融部门改革，并允许国际资本流入自由化。

　　不支持希腊退出欧元区

　　第一财经日报：你如何评价欧洲央行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这一措施能够有效地克服危机，还是仅仅买到了更多时间？

　　费希尔：这当然是在买时间。但“买时间”很重要，因为很多国家不得不执行的结构性改革措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见效。它还能够帮助银行业重建资产负债表，这是很重要的。也许未来某个时候需要欧洲央行采取更多干预行动，但他们在过去数月来采取的措施无疑已经大幅扭转了局面。

　　日报：如果你是欧洲央行行长的话，你会采取同样的措施，还是会用不同的方式？

　　费希尔：你知道，这些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我对于德拉吉行长充满信心，我也很欣赏他现在的做法。对于欧洲经济情况他拥有我所无法掌握的信息，因此我无法将自己放到他的处境上回答你的问题。但他采取的行动显然是在正确的方向上。

　　日报：全球领导人正在讨论的一大问题就是建立更高的防火墙：欧元区宣布了自己的防火墙方案，但市场对此并不满意。此外，今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会讨论翻番自己的资源。在你看来，更高的防火墙是不是和危机对抗的必需品？

　　费希尔：防火墙的说法在我看来似乎是有问题的——钱和火并不能相提并论。钱可以跳过墙，也可以围绕着墙。真正的防火墙应该是强化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尤其是金融体系，然后在各种基金中拥有足够的资金，即欧洲稳定机制（ESM）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从而在一个国家遇到麻烦的时候欧元区能有足够的资金来帮助它。

　　日报：对于希腊或其他国家是否应该退出欧元区，目前存在着一场争论。有趣的是，多数来自学术界的经济学家都赞成希腊退出，但多数央行行长却持反对意见。你对此持怎样的立场？

　　费希尔：我读了阿根廷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布莱赫尔（Mario Blejer）写的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布莱赫尔曾极好地管理了阿根廷退出固定汇率制度的整个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退出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之前并不知道布莱赫尔对于希腊退出欧元区可能性的观点。但事实上，他的观点是，这会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他并不认为希腊能够在不大量削减债务（也可能是违约）的情况下恢复经济增长。如今希腊已经通过与债权人之间达成的协议降低了债务负担。但布莱赫尔并不认为希腊应该离开欧元区。因为这会对希腊金融体系造成一系列重大的问题，而且也可能会“传染”到欧元区其他国家，这会是另一个大问题。

　　日报：你认为更高的防火墙是否能够遏制“传染”效应，或者至少将“传染”降低到最小程度？

　　费希尔：当然，“传染”的可能性应该被降低到最低程度，但预测“传染”的程度是极其困难的。除非事件真正发生，你是不会知道会发生什么的，你不会知道“传染”的程度、以何种形式出现，也不会知道会有多少国家受到影响。

　　日报：欧元区危机的最终结局会是怎样？欧元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你认为欧元是否会丧失其目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费希尔：我们不知道欧元区的最终结局会是什么。乐观的前景是，欧元体系有足够的资金来帮助各国解决他们的短期融资问题，同时又能为保持欧元区完整而做出长期调整。最糟糕的情景就是，由于政治或经济的原因，这一好的情景无法实现。那就会造成未来的大量不确定性——可以确定的是，这样的处境将会非常艰难。

　　新兴市场应力推IMF改革

　　日报：在整个欧元区的解决方案中，中国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我想中国会坚称，欧元区国家应当首先自己注资，然后中国才会通过IMF注资。你认为设定这样一个前提条件是否合适？

　　费希尔：中国设定的前提条件，也是美国一直力推的条件，我认为其他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也持相同态度。对我来说这是合适的。然而，在某个阶段，他们将不得不说“好，欧洲人已经做出足够努力”。但怎样算足够还没有明确定义。

　　中国还应该做些什么呢？这是中国的决定。但中国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正如1997和1998年时一样，中国应当保持自身经济强劲增长，从而为其他国家经济增长提供支持。中国经济以8%~9%的速度增长对于世界经济而言都举足轻重。因此，中国可以通过增加IMF贷款资金来做出贡献，也可以通过维持自身经济稳健增长来做出贡献。

　　日报：但通过IMF的渠道毕竟是双边贷款，这对于IMF在份额和话语权方面的改革并不起作用。你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是否应该担忧这个问题？新兴市场国家是否需要为帮助欧洲而要求更多？

　　费希尔：我认为，IMF改革投票权份额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无论是否存在欧债危机，这都是一个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通过IMF对欧洲提供双边贷款这个事情本身就已经相当复杂。如果将双边贷款与IMF投票权改革相挂钩可能会需要3~4年时间，就会拖累双边贷款的进程。我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应当不断敦促IMF进行改革，在这点上他们可以利用欧洲这一事件。但他们不应该等到投票权改革后才同意提供双边贷款。

　　日报：在你看来，美国对欧元区危机采取的是什么战略？美国在IMF的一票否决权是否不利于解决危机？目前来看依然合理？

　　费希尔：我认为，美国也不断重申，欧元区危机对美国经济非常有害。在美国的一票否决权方面，对于美国投反对票的那些决定，如果任何其他国家组合的投票总数超过15%，也相当于是一票否决权。所以本质上来说，IMF规定至少要有85%的投票才能通过某项改革，这是确保IMF保持相对保守的一种方法。

　　日报：但美国却依然不愿意伸出援手。

　　费希尔：美国通过其在IMF份额所提供的常规多边贷款提供了支持。而且美国知道，欧元区危机恶化对于美国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但同时他们又不愿意在欧洲自己尚未竭尽全力自救的情况下出资。这一定程度上与中国通过IMF援助欧洲的立场是相同的。

　　日报：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果断措施才能使人民币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在你看来，这一目标需要多久才能实现？

　　费希尔：中国通常能比其他国家更快地实现目标。因此我认为中国可能在10年内就能实现这一目标。但人们只有在中国拥有更深化和具有更高流动性的金融市场后才会愿意使用人民币。只要资本管制等限制依然存在，人们就不愿意持有大量人民币。但当人们相信他们能够几乎即时、低成本地卖出人民币资产并购买其他货币的时候——正如今天人们持有美元一样，情况就会改变。因此，我认为中国需要尽快对金融部门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