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被压迫的中产难以拉动内需

　　顾骏

　　在刚刚结束的博鳌论坛上，与公众比较接近的一个主题就是“中产阶级的兴起和消费变革”。

　　“中产阶级”这个诞生于20世纪西方的概念，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被赋予丰富的内涵。在中国最近30多年的发展中，“中产阶级”在经济收入上被等同于超过小康的生活水平；在阶层分化上，代表具有高度稳定性的菱形社会结构；在思想文化上，代表或许可以成为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在公共决策上，则表现为提出独立主张的政治能力，现在，当经济结构转型陷于困顿，“拉动内需”迟迟启动不了之时，中产阶级又被寄予消费主导的重任。诚如在上述几个重大方面，中产阶级都未能实现其社会认定的“内涵”，在“拉动内需”上，其又有多大可能成为卓有成效的发动机？不妨先看几组数据。

　　按照世界银行统计，2010年居民消费率全球平均为61.5%，从各国来看，2010年同期居民消费率水平美国是71%，德国是58%，日本是60%，印度是55%左右，韩国是52%，而中国大概是35%左右，明显处于较低水平。

　　2011年我国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420元，折合美元2130元，与美国同时期人均消费规模15580美元相比，只占其1/7不到。

　　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日前公布的数据，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月收入是1480美元，约合人民币9327元，而中国员工的月平均工资为656美元，约合人民币4134元，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位列72个调查国家(地区)的倒数第16。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人包括“中产阶级”，总体消费能力相当低下，收入有限固然是首要因素。但除此之外，开支方面的各种“冒跑滴漏”且难以控制，也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消费，各种扭曲和阻碍消费的制度性因素对中产阶级的影响尤甚。

　　作为有能力缴税的阶层，中产阶级集中生活于大都市，生活成本高昂，但由于国家至今坚持全国“一刀切”的个税起征点，他们超出月收入3500元的部分，必须缴纳个税，其中从事自由职业的人士，则需要为每一笔劳务收入缴纳个税，不管为获得这笔收入花费了多少个月份甚至年份。

　　作为有能力购买住房的群体，他们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土地财政驱使下的住房商品化浪潮，因为希冀一个稳定的“家”，他们不愿意租赁住房；因为收入超过最低标准，他们难以获得保障性住房，而且，他们也难以承受“廉租房”的“有失体面”，最终成为最不适合负担高房价，却承担了最大比例高房价的阶层。

　　作为最希望提高消费层次的阶层，他们因为商业诚信缺失，不得不在躲避形形色色的欺诈过程中，增加了开支；因为食品安全问题，不得不额外支付海外邮购的费用；因为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不得不支付高昂的辅导费、择校费或奥数班的学费；因为医保的不健全，不得不或者另外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或者存钱准备疾病的不期而至。

　　作为有车阶层，中产阶级买车时遭遇牌照拍卖，被强制着征收了半辆汽车的车价；上路时，交了燃油税，又被收了公路通行费；还有涨多跌少的汽油价格调整，有涨无跌的停车费；遇到道路拥堵严重，还要被限行，更不用说汽车价格中各种税费之多之高。

　　作为有所积余的阶层，中产阶级的存量财富因为物价飞涨而日渐缩水；如果投入股市，则在圈钱主导，极少分红的资本市场上如冰雪消融，潺潺流入印花税、券商佣金、基金管理费、IPO新贵、主力机构圈套和老鼠仓之中；如果投向民间借贷，指望高回报，那更可能连本钱都被卷走。

　　从中产阶级这个窗口看进去，经济结构转型绝对不是仅仅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只有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成功，国家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时有所约束，结构性减税得以成行，应尽的责任切实履行到位，而地方则有钱办事，不再需要借助法外敛财的手段；如果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改革成功，税负减轻，上游国企垄断打破，暴利不再，企业才能设法增加职工收入和其他福利；如果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改革成功，纳税不仅成为公民的义务，也成为权利的来源，特别是参与公共决策，监督财政开支的权利得到有效扩大，中产阶级才能摆脱现在的弱势地位，才能争取和实现自己的权益，才能有底气提高自己的消费层次和生活质量，到那时，规模日趋扩大、消费意愿强烈、支付能力充足的中产阶级自然能够实现“拉动内需”的宏观经济要求。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