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调切勿变大调

　　杨国英

　　 温家宝总理在4月1日至3日的考察调研途中，表示“将尽快出台预调微调措施，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确保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如果说，今年1月初央行周小川行长在面对《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表示“宏观调控要根据形势变化适时适度预调微调”，尚可视为今年货币政策可能适度宽松的吹风，那么在日前召开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一季度例会上，对下一阶段将“引导货币信贷的平稳适度增长”的定调，特别是此番温家宝总理“将尽快出台预调微调措施”的言论，均明确表示今年的货币政策将一改2010年下半年持续至今年年初的货币紧缩政策，从而转向为“适度宽松的微调”。

　　 之于当下而言，无论是上一轮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的必要延续，还是保障房建设的有效推进以及水利建设的巨大投入，尤其是我国已持续下行的经济形势，均需要货币政策的适度宽松予以配合。

　　 但是，在上述货币政策微调转向的必要性之下，我们更需谨防的是，在宏观政策的具体落实过程中，切勿将“微调”变为“中调”乃至“大调”。

　　 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仅以当前仍需持续注资以防烂尾项目发生的基础设施项目以及2011年1000万套已开工但尚未竣工、今年700万套保障房开工所需资金、今年近5000亿元的水利投资计划核算，则今年我国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即已高达4万亿元左右。而如以3月初国家发改委对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增长16%计，则今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更将高达近35万亿元。

　　 如此规模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显然会对经济增长和民众就业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是如果结合过去4年来的天量投资规模，以及已经引发的地方债务和通胀等负作用，我们可以预感，如果今年不真正谨守“适度微调”，而在实际操作中将之变异为“中调”或“大调”，那么此番宏观政策的转向将极可能演变为“悬崖边的舞蹈”——在短暂的刺激效应之后，使整体经济沦为更为系统且更为难解的困境。

　　 盘点我国自2008年以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已从2008年的17.2万亿元，急速拉升至2009年的22.5万亿元、2010年的28万亿元、2011年的30万亿元，4年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加了74.4%，而同期我国GDP总量仅增加57%。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速与经济总量增速的部分背离，以及与居民人均收入的巨大背离，充分凸显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边际效应已经大幅骤减。更为严重的是，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8.6%之下，由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年均增速却高达45%左右——这充分说明，在政府主导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勉力维持之下，社会资本对未来经济走势却日趋悲观，内需拉动的乐观期望更是无从谈起。

　　 必须谨防宏观政策的“微调”，在实际运行中演变成“中调”乃至“大调”。这不仅因为我国当下地方债务（含省市县乡村五级政府）已高达近20万亿元、银行不良贷款率仅今年即将大幅攀升2-3个百分点从而高达4%-5%（据标准普尔），更因为我国近2年来的通胀水平持续在5%的高位上下徘徊。此外，单纯以广义货币供应量（M2）而论，则我国货币扩张早已明显过度，M2已从2008年末的47.52万亿元扩张至2011年末的85.16万亿元，4年时间增长高达79.2%，而如以M2占比GDP计，则我国当下已高达1.8，高于日本的1.5，更远高于美国和欧元区。

　　 正视上述我国已面临的宏观政策转向困境，实际上，与适度宽松的“微调”相比，之于我国经济中长期的健康运行而言，我国则更需盘活货币存量，而不是持续放大增量，通过对信贷垄断和资本市场“圈钱市”的彻底打破，真正释放存量货币的活力，从而既达到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又不至于引发坏账和通胀等负作用。

　　 与此同时，我国还需要真正降低实体经济的税费压力，通过大幅减少税费激发社会资金的投资热情，从而逐渐恢复实体经济的竞争能力，而不是持续痴迷于通过高税费增加财政收入，再通过政府直接投资以及转移支付等手段刺激经济。

　　 宏观政策的“微调”切勿变异为“中调”或“大调”。与之相比，我们更需要激活资本市场的活力以及大幅降低实体经济的税费压力，前者主要考验我们治理资本市场的能力，后者主要考验我们抑制公权力的决心。（作者为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