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论道：探寻中国慈善改革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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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郭美美"事件到河南宋庆龄基金会的巨型雕像再到卢美美事件，去年，我国慈善组织因不公开、不透明遭遇了一系列的信任危机。有专家指出，郭美美事件与红十字会扯上关系所引发的问号，并非红十字会一家之痛，而是整个公益慈善事业之忧。

　　一场主题为"慈善体制改革：透明度、专业化、公信力"的博鳌亚洲论坛"慈善体制改革"分论坛，使中外慈善界人士相聚一堂，求解社会对慈善体制改革的疑问，热议对慈善体制的认识、慈善事业未来如何发展等问题。

　　此外，对公众善心如何呵护？慈善诚信如何坚守？慈善行业如何开放等影响着慈善事业何去何从的存亡问题也进行了探讨。

　　阳光媒体集团主席、阳光文化基金会董事局主席杨澜：英雄不问出处，慈善就是目的

　　杨澜认为，无论是从时间的纵轴还是从全球的横轴上来看，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都在一个门槛上。

　　"大家的慈善观念正在发生转变，过去计较做慈善人的动机，从给钱的方面，注意力更加注意到抛物线的另外一端，就是结果。与其探讨一个人做慈善的动机，完全是五花八门。我认为哪怕是为了虚荣的目的都是值得鼓励的。"杨澜说。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政府要履行监管责任

　　有人说，现在中国还没到做慈善的时候。对此，王正耀不表认同。他认为，国内的慈善还处在刚起步的阶段，和国外相比差距较大，原因之一在于体制缺陷。"体制法制建设中渗透着一种好像是极高的道德标准，但事实上没办法落实。"王振耀说。

　　我国的政府行为也受到社会理念的制约，"我们政府有几个市长夫人做慈善?"在国内的法律框架和社会习惯严重制约着慈善事业的发展。"若没有慈善，政府的公信力、社会品位都难提升。"王振耀坦言。没有慈善，政府公信力、社会品位的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提升都是很难的。

　　"现在世界上有一种潮流，到处对没有社会责任的企业说'不'！"王振耀说。他称，其实"善"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当前提升的重大需要，或者说基本需要。

　　"善"这个行业里的人才特别匮乏，匮乏可能因为有制度的问题，包括社会环境的问题，还有很主要的问题，是一些精英层尤其是商业背景的精英层没有身体力行去做。

　　"大多数公募慈善组织多少带有行政色彩，或者想强化行政色彩，在信息公开方面缺乏内在压力。"王振耀认为，公开透明事关慈善作为公共服务的体系变革问题，目前对于基金会等民间组织设定的准入门槛过高，已成为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因此，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十分关键。放宽政策限制的同时，完善社会慈善组织法律法规，建立民间组织孵化基地、人才培养机制，这些都需要政府帮扶。

　　据了解，民政部正在推广广东经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行公益慈善、社会福利、社会服务等类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并会同有关部门依法监管。对此，王振耀认为，从政府部门的改革意愿看，中国慈善业有望在重整旗鼓，在未来几年取得跨越式发展。

　　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副秘书长觉培法师：

　　慈善是自我净化心灵的一种方式

　　首次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副秘书长觉培法师在探讨慈善公益时说，慈善要不断地去做，但不能永远停留在给面包的阶段，面包是一时的，物质是一时的，要让人们活出他的尊严。所以国际佛光会从文化、教育、慈善，最终极要朝向自己的心灵净化来做。

　　“做慈善是感恩，要抱着感恩的心态。我强调让被照顾的人有尊严。”觉培法师在谈及自己对慈善和关怀的个人观点时多次强调。她在谈到如何看待中国企业家到台湾去给街上贫困的人发现金一事时表示，受惠者本身并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本人现在是困顿的。所以我觉得可以以更细腻的态度来做。做慈善者不仅是给钱，要行动，实际参与，在实际参与当中认识生命的真谛，这是更积极的方法。

　　壹基金全球理事周惟彦：社会型企业是创新公益模式

　　“做好人的成本和代价相当高。”曾与李连杰一起创办壹基金的壹基金全球理事周惟彦提起5年多的慈善之路感慨良多。在她看来，在中国做公益很难，难在慈善行业里人才十分匮乏，商业背景力量介入也不足。

　　2007年一次偶然的机缘，让当时还在商场打拼的周惟彦认识了李连杰，并与他一起创办壹基金。当时很多人带着怀疑的眼光审视，不相信他们会把这条路走下来。

　　“2008年我就思考，为什么在中国做公益那么难，有没有什么方法让这个行业更快发展？注意到这个行业里的人才特别匮乏，匮乏可能因为有制度的问题，包括社会环境的问题，还有很主要的问题是一些精英层，尤其是商业背景的精英层他们没有自己进来身体力行去做”周惟彦坦言。

　　周惟彦特别提起壹基金曾资助200多万元，帮助四川1万名羌族绣娘就业，并成立了属于她们的社会型企业的范例，“因为我们当时完全没有专业背景，用一句俗话‘乱拳打死老师傅’，然而，结果却振奋人心，超过1万名羌族绣娘不需要离开自己的家乡。通过公益慈善孵化更多社会企业，是一种创新的公益模式。”周惟彦说。

　　与会者一致认为，国家尽快出台《慈善法》，中国完全靠自愿，很多人愿意但却很害怕，“很多标准没有出台，大家不知道你募捐的钱要用在哪里。”周惟彦坦言，当前慈善体制存在法规制度不健全、监管缺位等“硬伤”，化解的关键是顺应改革诉求，加快“去行政化”进程。“如果有了法律的支撑，设置专业机构、由专业人才参与，如此才能重塑公众对慈善事业的信心，慈善事业也将会迎来一个春天。如今，社会有了更多的理解。只要我们努力尝试，就会有春天到来的那一天。”周惟彦如是说。

　　FMG集团总裁安德鲁·弗里斯特：

　　社会责任是企业的良心

　　“我是来自于企业界的，我认识到大型的企业和跨国公司运作的情况。同时我也知道社会已经开始要求大型的企业要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职责，承担起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安德鲁·弗里斯特说。

　　“可能你们在采矿过程中造成很大的环境污染，你们公司如何补偿环境上的破坏？因为你们在采访过程中获取很大利润，你们如何对环境进行补偿？”主持人杨澜问到。

　　这其实也是公众的质疑。安德鲁·弗里斯特表示，对于所有的矿业企业来说现在有这样一个趋势，如果你不能够很好地保护环境，如果你使得环境恶化的话，你就不应该开始这个项目。

　　“比如说我们在开矿的时候环境非常糟糕，我们的矿带有50-60英里长，会使得环境非常恶化。但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我们把重金属挖出来，其实在这里长不出任何东西来的，把金属挖出来，我们把它转到船上去，然后把土地埋回开采重金属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土地结构发生了很好的变化，能够在上面种植物了。”安德鲁·弗里斯特说，当他们项目结束之后，环境至少和原来一样，甚至比原来更好。“这是我们的标准，现在我们全世界的环境非常重要，我们的业务并不会使得环境变成恶化。在澳大利亚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慈善可以走得很快，人们可以行动很快，但政府的行动力比较慢。所以在商界，他既可以给予，又可以索取。对于我来说慈善必须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光是给钱并不是一个持续的做法。”安德鲁·弗里斯特指出，如果一个组织想不断的存在下去的话，光靠别人的善意是不够的。“可见，慈善事业要想可持续的话，不仅需要依赖政府，也要依赖于政府以外的社会其他各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