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都不再微不足道

　　[ 在欧美社会，消费主义和奢侈品同样影响巨大，但人们的生活理想仍然是多样化的。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上海和北京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 ]

　　个体主义与现代性

　　1985年我国发放第一代身份证，这是阎云翔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提到的一个细节。在他看来，身份证的发放是个人从家庭、单位、集体中解脱出来的标志性事件：在公共生活领域，个人逐渐成为独立的单位。同时，个体开始拥有了流动的自由。一个从“我们”到“我”的转变悄然完成。

　　第一财经日报：“个体化”的进程中，个人逐渐直接地面对社会和国家，应该怎样在观念上进行调整？

　　阎云翔：“个体化”的过程是现实存在，即使不用这个概念去表述，也无碍于它的存在。举例来说，去年我们争论不休的《婚姻法》修改条例也证明法规设计者的这种想法：个体是社会行动的单元，是我们理性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国家现在的制度法规设计都落实到了“个人”，而不是“户”。“个体化”就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过程。

　　日报：你强调要打破西欧的视角来谈“个体化”，也说到，上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人视野的“个体主义”是经过改造和一定程度的歪曲的。中国人理解的“个体主义”与西方意义上的“个体主义”有何区别？

　　阎云翔：首先要说的是，在中国，我们对作为价值体系的“个体主义”的理解和西方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个体化进程也具有浓重的中国特色。

　　其次，在西方，“个体主义”只是诸多价值观体系之一。并且，各个社会之间对于“个体主义”的观点也是不同的。美国、德国、法国各有其特点。晚清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鲁迅、郭沫若他们理解的个体主义更加接近于德国版本，即强调个体的意志和超人的历史作用，带有唯意志论的倾向。这其实与英美的经验个体主义差别非常大。

　　西方的个体主义尽管有着多元取向，但又有共同点。个体主义的兴起与现代性分不开。现代精神的核心观念之一便是：个体不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个体就是个体存在的目的。西方17世纪以来主流哲学家都希望证明，个体（自我、精神本质、理性）本身便是存在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整个西方有了自由主义的发展并经历了个体观的现代转型。在此之前，人存在的全部意义是证明上帝的荣耀。所以，当经过转型之后，尼采说：“上帝死了”。他所指的是作为我们存在意义的“上帝”死了。不但上帝死了，国王也死了。个人于是拥有了主体性，开始为了自己而生活和发展。而在发生“个体化”之前的中国，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为国家，为了家庭和集体。在这里，“我”成了达到集体性目的的手段，这样的话，真正的“自我”在哪儿？

　　并非功利主义

　　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作者专辟一章，详细解读了农村婚姻中“彩礼”在个体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青年人在讨要彩礼时，一方面提高了彩礼的数额；另一方面则要求更大的自由生活空间（集中体现在择偶自由上）。“个人主义”和“自由”成为下岬村一些年轻人为自己自私行为辩护的幌子。

　　这被阎云翔视作一种吊诡：自由与自立之间的断裂成了年轻村民功利个体主义的基石；这与西方哲学中以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为核心价值的个体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由彩礼展开来看，功利主义与唯意志论的自由主义在人们对“个体主义”的理解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在采访中，阎云翔也谈到：在人们谈论“个体主义”时，“平等”与“自由”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日报：“个人主义”与“平等”、“自由”的联系是什么？

　　阎云翔：现代性的核心就是“个体成为宇宙的核心”。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再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在存在意义上都是同等重要的。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就有了“平等”的观念。

　　从晚清到现在，我们对于个体主义的理解偏重于个体的自由，但是自由是什么？很多人的理解就是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种自由是侵犯他人自由的自由。这种理解是从哪儿来的？依我看这种理解更多是受德国式唯意志论个体主义的影响，是对儒家传统压制个体的一种强烈反弹。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思想界对“个人主义”有过多次批判，将它曲解为自私自利和反社会的自我主义。改革开放之后，这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极端自我主义羞羞答答地回到中国社会并影响日增；公共场合不能说，但在私下很多人认为人不自私就无异于犯傻。

　　日报：书中有些地方提到，个人成为交际网络的中心。下岬村的人开始按照亲戚对自己的效用来将他们在人际网络中排序，而不是原先按照长幼尊卑、血缘关系的远近来处理这个交往中的亲疏。“个体化”进程中，传统规范和情感因素淡化了，似乎功利的“效用”成为衡量人际关系的因素？

　　阎云翔：我所看到的中国个体化其实是上述三组关系之间权重的变化，即个体在个体与国家、个体与社会和个体与个体这三组关系中都变得日益重要。

　　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我们的关系网络当中有等级，每个人的关系网都有长幼尊卑。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中的等级观》，那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就是: “差序格局”有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纵向是长幼尊卑，而横向的是远近亲疏。但是费孝通的水波纹的比喻只能够说明横向的远近亲疏，无法表现纵向的长幼尊卑。所以，我们过去理解的都是横向的，带有局限性。长幼尊卑的秩序是刚性的，其背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

　　理想“扁平化”

　　消费主义的兴起使得物质方面的自我实现和满足成为一种生活常态。消费成为人身份的标记，并在社会结构中形成了区隔。与这种新的社会分层机制相伴而来的，是关于人文精神缺失问题的讨论。

　　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的最后两章，作者将田野调查的现场搬到北京。用麦当劳和肯德基的故事来讲述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与消费主义的联系。

　　日报：你的论述表明了这样的观点:“个体化”进程中，消费主义对自我身份标记和社会分层的作用日渐上升。欧美国家对待消费的态度上与当下的中国有着怎样的差别？

　　阎云翔：消费主义或多或少对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产生着影响，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在欧美社会，消费主义和奢侈品同样影响巨大，但是人们的生活理想仍然是多样化的。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上海和北京的生活方式是好的，必须设法改变自己以便过上北京、上海式的生活。这便是我说的生活理想的扁平化或者单一化。相比之下，欧美人对“好生活”有着更加多元的理解。

　　消费主义这一章写于上世纪90年代，我的判断比较乐观。当时，我看到消费主义终于能够在中国打破原来的等级。新的等级出现了，成为一个二元结构，一种基于经济力量的等级划分出现。但是，到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权力资本的重要性上升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金钱似乎可以挑战权力。人们纷纷下海，后来人们发现，金钱其实无法挑战权力。最为明显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大学生都希望成为白领，特别是到外企工作，但现在的大学生纷纷去做公务员，回到体制内。

　　日报：中国人消费奢侈品的热情在社会分层上有着怎样的意义？

　　阎云翔：很多年前，孙立平教授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他是根据收入、根据经济分层来说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断裂的趋势，阶层之间流动日益减少。这个观点在我认为是相当有道理的。

　　但是，我关注的是一个与“断裂社会”并存却恰恰相反的趋势：在生活理想方面，中国社会不但没有断裂而是更加扁平化单一化了。

　　由于大众媒介的影响，一位生活在边远山区的农村姑娘对于消费的认知和大城市里的女孩子没有多大区别，但是，二者实现消费欲望的手段和可能性却有天壤之别。渐渐地，中国人的生活理想变得越来越扁平化，名牌、奢侈品成为一大批人定义自我的途径。同时，实现这种日益单一化的理想的途径又充满激烈竞争，等于亿万人争过一座独木桥。

　　道德转型

　　劳动分工的出现，让现代人在发挥主体思想自由的同时也受到了复杂社会制度的依赖和制约。现代社会，人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依赖着他人以及用现代制度组织起来的人群。于是，个人对“自由”的期盼与对制度的依赖形成了一对强大的对抗的力量。道德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在社会的各个层面。

　　日报：分工越细，对别人的依赖就更强，照此作简单推论，人应该更加尊重对方。但现实情况或许不是如此？

　　阎云翔：这个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即“社会信任”。改革开放之前，很多人曾经预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关系”的重要性可能在降低，社会信任的重要性可能会增强。但是现在看来，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比如，小悦悦事件、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背后折射的就是社会信任的缺失。“做好事被讹诈”这样的事情对于社会信任是非常沉重的打击。随着我们对社会的依赖逐渐增加，我们本应该有更多的社会信任。吉登斯曾经把社会信任分为三个维度：对专家的信任、对制度的信任、对陌生人的信任。比如，食品安全问题就让我们对于陌生人都没有了信任。当我们如此严重地依赖陌生人、依赖制度而生存的时候，如果我们发现这些都不可依赖，社会的运行成本就会上升。

　　不光是信任，还有平等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平等的观念，造成了即使人与人之间有着高度依赖，却仍旧没有相互尊重。恰恰是变成你要剥削别人，压制别人。这就走向了反面，这就反过来进一步破坏了对于制度、专家、陌生人的信任。

　　日报：你所描述的个体化进程为社会的道德实践也带来了挑战，应该如何应对？

　　阎云翔：我正在写的一本书就是力图阐明这样的主题：改革以来，价值观和道德行为的变迁。我有这样一个设想，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面临了一个道德转型的问题。道德意味着为了群体的存在自我要做出一些牺牲。这是现代以前所有的道德的理解。“孔融让梨”是很典型的例子，牺牲越多越能够打动人。

　　现在，这个现代化带来的转型是：集体主义式的价值体系向个体主义以自我放任为标志的道德体系的转型。我觉得中国社会也处在这个阶段上。比如，我们现在强调个体权利，但是如果没有平等观念的支撑，就会侵犯他人权利。

　　于是，中国又有了向 “儒学”和“雷锋精神”的回归。但不管是儒家精神还是雷锋精神，都无法在现代社会进程中包治百病，道德建设于在“孔子”、“雷锋”和“自私”之间来回摇摆。如何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吸纳平等的观念，完成这个转换，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