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法治实现确定性的正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越来越多、各种接触越来越复杂、交易频次越来越高的时代。每个社会细胞——不管你把它定义为个人、家庭、法人、机构——它和它之外世界的联系程度，要成百上千倍地多于几十年前。社会分工越细微，则每个社会单元之间就越是相互依赖。而当大量接触和交易转向数字化空间，对虚拟环境可靠性的依赖也在空前加强。

　　所有这些，使得人们对找到一种“足以对付实际生活的确定性”，有着比以往迫切得多的要求。一个社会的确定性源自哪里？基于传统的道德习俗，技术的保证，信用制度，施行良治的政府，等等，但最重要的，是法治。

　　法治之所以成为所有文明社会的选择，在于法治是人们追求“确定性的正义”的最佳途径。法律规定了一定行为与一定后果之间稳定的因果关系，从而将人类的行为模式固定化。我们每个人，因为在行为之前能预料到法律对自己行为的态度，所以会根据法律，趋利避害地选择自己的行为。

　　法治的确定性还意味着，它不仅对“我”是确定的，而且对所有人都一样确定，它既不能朝令夕改，也不能因人而异。在英国历史上，普通诉讼法庭首席法官柯克与国王詹姆斯一世有过一段经典对话。詹姆斯：“法以理性为基础，朕与法官具有同样的理性。”柯克：“不错，陛下具有优秀的美德和杰出的天赋。但陛下没有研习过英国法。法律是一门通过长期研究和实践才能掌握的技术。唯此才能掌握司法权。”詹姆斯：“如此国王将被置于法律之下，你这话当以叛逆罪论处！”柯克：“布莱克斯通有句至理名言，‘国王虽居万人之上，却低于上帝和法律’。”

　　不管什么人和什么组织，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内在的道德基础”在于，它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施加于所有人的普遍预期。谁试图以“违法之因”却收“不究之果”，就是在与“确定性的正义”相对抗，这种结局只有一个，有力量搬起石头，却砸向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