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营运”不能模糊认定

　　法院判决不能凭“基本常理”

　　马广志:出现如此判罚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非法营运”的认定方式过于简单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立法原意来看，“非法营运”指的应是“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行为。按照通常理解，经营行为应当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但是，该条例第六十四条后半部分的处罚规定却先后出现了“有违法所得”与“没有违法所得”两种情况。

　　在实际生活中，“没有违法所得”可以理解为“虽然以营利为目的但尚未取得期待所得”，或者“根本就不以营利为目的因此也不期待有所得”。若是理解为前者，则非法营运的确定无疑义;若是理解为后者，则很可能导致各地执法人员无限扩大“自由裁量权”，导致公权力对私权的不当干涉与滥用侵害。因此，“非法营运”亟待更科学严谨的定义，以增强查处非法营运的可操作性，以避免更多无辜车主“被非法营运”。

　　黄栀梓:如果做好事被认定为“违反基本常理”并作出“有罪推定”的话，这岂不是助推社会道德滑坡?从此案看，法院更多的凭“基本常理”而非真凭实据作出判决，那么，法院的“常理”能让大众信服吗?比如在笔者看来，李荣寿老人的做法有符合常理的一面。从年龄上看，“学雷锋做好事”的精神应该是在他的灵魂深处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也成为他为人处事的心理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