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盈利抵补千亿美元改革成本 15%成银行业刚性增幅？

　　史进峰

　　 “当年进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时，工、农、中、建、光大、国开行和进出口行等相继完成不良资产剥离和国家财政注资，保守估计1000亿美元的改革成本是有的。”4月初的一个银行业研讨会上，一位监管机构高层如是坦言。

　　 今日舆论指责银行业牟取“暴利”，却忽略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曾经和现在正在付出的高昂成本，借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的一句话便是，“不要太骄傲。”

　　 “‘银行暴利说’依据并不成立。”3月13日，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发表长微博(http://weibo.com)，力证当下银行业资产总额过110万亿、利润总额突破万亿的傲人业绩的合理性。

　　 杨再平认为，银行利润持续增长正面临诸如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不良贷款反弹和资本补充压力等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商业银行若无应对良策，不仅利润增长不再，而且难逃‘恐龙宿命’。这不是危言耸听。”

　　 如何避免10年前银行业“技术破产”的“恐龙宿命”？借用上述监管人士的话说，银行业的盈利水平实际上是一个刚性增幅，没有14%-15%的增幅完不成“任务”。

　　 4月11日，一位股份制银行高层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更愿意用“高利润”增长来代替“暴利”，在他看来，央行行长周小川今年“两会”期间的一句话更符合实际。周小川说，“用暴利这词有些过分，银行业系统今年恐怕还面临着资本金不足的问题，还有一定的缺口。”

　　 千亿美金改革成本

　　 2011 年银行业全行业净利润增速36%，显著高于名义GDP 17.4%的增速和工业企业利润总额25.35%的增速，盈利水平达到了历史最高值。然而，亮丽的财务报表背后，是巨额的财务负担甩出。

　　 一位央行前官员曾坦言，从财务上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世界第一，但在这背后将近3万多亿的不良资产甩给了财政，这是财政的隐形负担，“中央银行之所以保持这么高的利差，很大的原因在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要上缴给汇金，汇金要向财政还债。”

　　 银行业今日万亿净利润的风光背后，国家财政付出了多大的改革成本？

　　 一位从2003年开始就研究国有银行改革成本的资深人士租略估计，这一改革成本在6000亿-8000亿人民币，如果显性成本和隐性财务成本全部加起来有一万亿左右。

　　 其中，显性改革成本指2003年以来的几轮坏账冲销、坏账剥离，假定回收率只有20%，剩余部分则是需国家来承担损失的；而隐形财务成本，则是指国家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进行的成立AMC、财务重组等负担的成本，包括改制过程中的下岗裁员等成本。

　　 1998年以来，国有银行改革付出的成本大体可以按照时间表列出：

　　 1998年，财政部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种国债，用于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1999年，将1.4万亿（其中9800亿元归属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给新成立的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2004年1月，向中、建两行注入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支持其股改；同年，中、建两行再次剥离和核销不良贷款2544亿元、1289亿元，加上交行的529亿元，合计4363亿元；2005年4月，汇金向工行注资150亿美元用于补充资本金，同时，央行还通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用于工商银行4590亿元可疑类贷款剥离。2008年国务院决定将19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金注入农业银行。

　　 一言以概之，银行业化解历史风险和改革重组中，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注资、剥离不良、置换资产等方式付出了很高的成本和代价。上述官员强调，“工、中、建第二轮改革甩出去的不良资产，通过汇金上缴的利润已经对冲得差不多了；但上一轮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成立还有8000亿元的资产挂在那里，再加上农行的8000亿元，近1.6万亿坏账挂在那里。”

　　 四年纳税1.64万亿

　　 银监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银行业金融机构共上缴营业税和所得税1.64万亿，其中2011年上缴了5919亿，比2008年多了三千亿。同样的，2008年以来，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累计向国有股东分红4900亿元。

　　 据广东金融学院代院长陆磊统计，仅2006-2010年，工、农、中、建、交的税后利润中，约45%即7206.5亿元用于支付改革成本。

　　 杨再平分析，在五大行的股权结构中，财政部、汇金公司和社保基金理事会持有的股权一般在70%左右，这意味着“国有商业银行每创造1元钱利润，至少有0.7元是国家的直接收益”。上述股份行高层告诉记者：“北京市大概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税收是银行业提供的。”

　　 “为什么要维持合理的利差，也是希望通过一定的利润增长弥补过去的坏账损失。”4月11日，工银瑞信首席经济学家陈超告诉记者，2003年，国有商业银行正背负“技术性破产”的名声，“因为不良率比较高，风险溢价自然比较大，所以利差必须要合适，即维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利差才能弥补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更高的信用风险溢价。”

　　 陈超认为，面对当前舆论对银行“暴利”的指责，有必要区分“保持合理利差”和“乱收费”二者的区别。

　　 据陈超研究，中国银行业的利差尽管相对发达国家要高一些，但相对于中东、东欧和南美等发展中国家或转轨国家，仍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

　　 高盈利难持续

　　 从破产边缘到不良贷款率降至1.0%，借用杨再平的话说，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已降无可降。而2011年各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或多或少出现了抬头的趋势。

　　 放在过去三年新增贷款高达23万亿的背景下，杨再平认为，银行利润持续增长面临的首要挑战便是不良贷款反弹。他援引权威部门测算，以2011年银行业10412亿利润为基数，若不良率上升1个点，损失率50%，则利润损失21%，仅剩8273亿元；损失率70%，则利润损失29%，仅剩7417亿元。

　　 一位监管机构中层曾算过一笔账，1949年到2007年的58年间，中国银行业只发放贷款26万亿，但从2008年到2011年4年时间就发放了30万亿贷款，58年贷款余额不及后面的4年。而前面58年里，就曾做了三次不良贷款剥离，总额高达3.3万亿。

　　 过去几年信贷规模高速扩张，使得商业银行再度走上了“信贷高速扩张-风险资产累积-再融资-再扩张”的老路，资本缺口成为银行业的一块心病。

　　 一位国有银行副行长对1999年以来银行业融资情况做了一个统计，1999-2008年十年间，国内银行业通过IPO、增发+配股、可转债、次级债、金融债等形式累积的融资额为8637亿元，然而仅在过去三年这一数字就高达1.3万亿。

　　 陆磊曾做过一个粗略测算，即按目前40%的分红比例和9.5%的一级资本充足率要求，假设从2012年至2016年，随着宏观政策回归常态以及经济结构调整需要，五大行资产增速在过去六年平均增速16.5%的基础上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ROA保持过去六年平均水平1.087%不变，2011至2016年五大行合计资本缺口分别为-157亿元、950亿元、798亿元、564亿元、237亿元、-195亿元（负值为盈余）。

　　 若加之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的冲击，无论舆论是否欢迎，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出发，维持银行业一定比例的利润增速看来仍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