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计生委原专家委员梁中堂：人口生产应符合客观规律

　　王羚

　　第一财经日报：您曾经说过翼城试点的开展是一个偶然。您怎么看待这个偶然？

　　梁中堂：翼城县的试点是一个企图推行与当时政府主管部门不同主张的生育政策,它能够产生是一个偶然。首先,因为当时中央领导曾经主张农民可以普遍生育2个孩子,这样，我提出的主张，就不属于异端邪说，给中央的报告才可能被批转。

　　其次，和我一样主张的张晓彤正好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政策法规处工作。他虽然是一般干部，但可以运作由中央有关方面批转过来的文件。

　　还有，我当时在省里的具体环境也有利于试行试点工作。如果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可能无法在我们国家做这个事情。

　　日报：从现在翼城的人口数据来看，您对试点效果如何评价？

　　梁中堂：不仅仅是现在的效果。从1985年进行试点以来，任何点上的数据都表明，翼城县执行较为宽松的政策，人口的增长却比只准许生一个和“一个半”政策的全国还低。所以，我一直高度评价翼城县人民的实践。

　　生育是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是由其具体的经济社会生活条件决定的。生还是不生，多生或者少生，都是在选择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别人看来无足轻重的生育行为，实际关系到当事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感受，都是他们依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的选择。

　　日报：翼城县生育政策相对宽松，人口增长却相对更低，这背后是什么逻辑？

　　梁中堂：我把避孕和节制生育归结为工业现代化的产物。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与传统时代频繁的生育和多子女家庭发生矛盾。越来越低的生育率一方面是人性的选择，同时它还要受社会发展条件的约束。

　　生育率降低是现代化的结果，但也不好说生育率低就是先进，更不能反过来把它当作社会直接追求的目标。

　　日报：从人口学角度，翼城试点对中国的人口政策有何启示？

　　梁中堂：翼城县的试点已经27年了。在试点工作开始以后的任何一个点上与全国平均水平作对比分析，都表现出相当好的效果。

　　我认为，翼城县的实验都有不小的意义。第一，翼城县农民平均生育2个孩子，其人口增长水平还低于全国，说明全国的农民也平均生了两个孩子；第二，翼城县和全国的人口增长说明，老百姓在宽松的政策下不一定多生孩子，在严谨的政策下也没有少生孩子；第三，这样的结果表明，人口变动是一个客观过程，生育政策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没有对人口过程发挥多大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