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减速时的政策选择

　　刘海影

　　中国经济减速的势态愈发明显，如同历次经济减速一样，中国政府面临“做点儿什么”的压力。在容易的道路与艰难的道路之间，中国政府将如何抉择？

　　据初步数据，一季度中国GDP增长约8.1%，可谓减速明显。近日，温家宝总理在基层调研时坦言：“我知道今年最主要的形势就是经济下行压力大，再一个，企业亏损大，”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承认目前的压力较大。而我们的量化模型显示，未来几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将继续放缓，季度同比增速不排除跌破8%甚至7%的可能。

　　应如何应对压力？温总理说：“预调微调在当前一个重点就是在建、续建项目一定要保证资金……比如说铁路5000亿元的投资要到位，在建的铁路线路要开工啊……”温家宝指出，不能过快地、盲目地增长，但如果没有一定的投资需求，内需也扩大不起来，“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多农民工挣不到工资了，内需从哪儿扩大？”

　　的确，从历次中国政府抗击经济减速的经验来看，上项目、放贷款、加大投资规模是不二法宝。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仍旧处于高速重工业化进程之中，只要大批项目上马，对投资品的需求上扬，景气从下游行业向上游行业传递，经济可以迅速热络起来。微观层面，企业产销率提升，就业增长；金融层面，贷款以旧换新、贷款规模扩大之后坏账率可维持在低位；宏观层面，财政收支双双上扬，GDP数据迅速上升。2001年、2005年、2009年中国遭遇经济减速的时候，中国政府的应对之道都是如此，效果也堪称显著。

　　从某个角度讲，这条道路轻松写意、驾轻就熟，也受到地方政府及各级官员的欢迎：项目一上，地方政府财力不足的窘况可立即缓解，各级官员在执行政策过程中也可挣足政绩与私人利益。

　　但是，这是一条不归路。如果继续沉溺于大量财政与信贷支出支撑的投资拉动，长期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事实上，到今天，中国政府几乎已经耗尽了再打这张牌的本钱。

　　花钱固然可以拉动投资，但政府花钱要么来自于财政收入，要么来自于负债，就这两方面而言，中国政府都已经走到了临界点上。

　　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现代财务体制基本建立，相应地财政收入从1995年的6242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103740亿元，增长了15.6倍。政府收入增速远高于居民收入增速。同期，财政开支从6823亿元增长到108930亿元，过去4年更年年出现赤字。加之历年项目投资失败大都由中央政府埋单，目前中国政府的负债情况远不像表面数据显示的那么乐观。截至2010年年底，如果汇总6.8万亿中央政府、12.4万亿地方政府（含乡村级）、4.7万亿国开行、2.6万亿进出口及农发行、2万亿铁道部、1.8万亿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等债务或者负债，中国政府负债总额高达29.6万亿元，占GDP比例高达73.9%。这其中尚未计入未来养老金缺口、政府对其他机构的担保等或有隐形债务。

　　从地方政府层面来看，问题更加严重。在GDP锦标赛中，各地政府竞相通过政府债务平台大举借债，各地经济成长大半与债务状况恶化相关联。据中央审计署数据，从1997年至2010年短短14年间，地方政府债务上升了40倍，到2010年年底已达10万亿元巨量，年均增速超过30%，平均不足3年时间即翻番。这一势头若不予以有效控制，中国政府债务在短短数年之后即可能超过100%警戒线。

　　在这种情况下，再次掀起以负债拉动的投资狂潮，极其危险。政府在评估、选择与运作投资项目时，其考核标准不同于私人企业，政绩考虑注定会压倒经济合理性考虑，许多项目建成之日也即是亏损开始之日。作为整体计算，政府主导的投资很难产生足以覆盖资金影子成本的投资回报率。

　　2002年之前，中国经济曾经多次遭遇周期性过剩产能危机。2002年之后，奇迹般地，这一痼疾似乎不药而愈。其实，2002年之后的政府在投资项目选择上并不比之前的政府更加高明，而是另两个新因素起到了防护作用：首先，出口的高速增长以及由此带动的城市化在极大程度上消化了过剩产能，其次，不断重复的投项狂潮为建成项目提供了市场。现在，经过10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出口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出口增速有可能从历史上年均20%左右降低到个位数。同时，债务化过程也已经接近临界点。可以预见，如果再次吹起投资狂潮，大潮回落之后，过剩产能危机将再现中国，遍地开花的项目将变成无数个现金窟窿。

　　如果不应该再次吹起投资泡沫，那么，中央政府还有怎样的选择？其实，中国经济奇迹的最终动力来自于民间经济活力，应对严峻局势也应回到根本。当前局面下，应该放弃“紧货币、宽财政”政策组合，而采取“宽货币、紧财政”政策组合，为发挥民间经济力量打开空间。首先，放松货币政策，降低存准率，弄对金融参数，弱化金融抑制，适当收窄存贷利差，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让中小型企业得到更多的金融服务。其次，在放松信贷的同时收紧地方政府、国营企业的融资冲动，否则宝贵的信贷资源仍旧无法流入中小企业之手。第三，进一步改革发改委、垄断性央企、铁道部，认识到垄断利润相当于抽税，如同其他政府权力一样抑制了民间经济活力，以此为前提切实落实民资准入改革。第四，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质性终结人民币升值趋势，大力促进出口增长。第五，抓住通货膨胀持续下滑良机，有序推进煤电水等政府控制物品的价格改革。第六，推进地方政府治理机制改革，努力推进地方财务与债务的透明化，强化对地方政府的责任约束。

　　这条道路自然艰难，却可以为中国经济迎来长治久安。今年是本届政府最后一年，重大抉择关口，祈望政府慎重对待，勇于承担，为自己的历史评价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