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乔布斯崇拜？

　　一个天才最大的价值，不是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已有的世界，而在于他在多大程度上激发了其他天才的创造力

　　文 | 特约记者 李翔 编辑 | 张刚

　　对他的最近一次颂扬由约翰·拜恩在《财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完成。他列出了12位当代最伟大的企业家的名字，乔布斯名列第一。拜恩是杰克·韦尔奇自传的合作者，也是一名资深且优秀的商业作家。当然，也有人质疑他跟那些“企业家”们走得太近。他称乔布斯“是我们这个时代企业家的标杆。他深具远见，鼓舞人心，才华横溢，却又反复无常”。

　　尽管这是一个安迪·沃霍尔所言的人人都能成为“五分钟名人”的时代，但切不要以为成为真正的名人是件容易事儿。只要随机问下身边的人，你就会发现，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只能列举出不超过两位数的企业家的名字，更别提熟悉他们的容貌与事迹。

　　即使你成功地攀登上公众注意力金字塔的顶端，成为大众名人，接下来还有一个更严峻的考验。那就是你是否能够被同行认可。博尔赫斯能博得“作家中的作家”的称号实属难得。因为众所周知，同一行业的精英最容易发现彼此的弱点。他们可不像只能通过大众媒体来了解你的公众那样容易被糊弄。而且，好胜心让他们还有一种冲动要贬低你。约翰·拜恩自己就是一个例子。他的新书《改变世界的人》出版后，就在商业记者中收获了一堆恶评。

　　不过，史蒂夫·乔布斯成功地做到了这些：他不但为挑剔的媒体所赞扬，成为大众心中的流行偶像，而且也被众多企业家所仰慕。即使是时下最炙手可热的硅谷金童拉里·佩奇和马克·扎克伯格也视乔布斯为导师。

　　如果要从头还原乔布斯为何能做到这点，可能要颇费口舌，而且还了无新意。对他有兴趣的人，随手可以打开一个卖书的电子商务网站，搜罗出一堆以他为传主的图书。这些书有好有坏。而我大都看过，有些还不止一遍，比如《史蒂夫·乔布斯复出记》和授权传记《史蒂夫·乔布斯传》。总结一下无非以下：首先，少年得志，年纪轻轻即成为亿万富翁和改变世界者；其次，有过东山再起的经历；接着，他真的改变了数个行业；然后，身上具有神秘性，也是一个号称“从不接受采访者”；最后，他的传奇性和悲剧性，56岁即过世，留下一个充满悬念的企业王国。

　　因为他在商业上所取得的成就，他当得起对他的所有赞美。但他也必须承受所有对他的指责。尽管我们可以说，有些指责难免牵强，太像是在赶时髦。比如我一直不太清楚，我们是否应当将苹果供应链中制造环节的一些恶习归罪于他；或者，因为他没有做过一些事情（譬如慈善）而指责他。

　　不能指责这些膜拜乔布斯的媒体和大众没见过世面。此前我们并不是没有见识过对于商业明星的崇拜。克莱斯勒的拯救者艾科卡曾被视为国家英雄般的人物。他甚至一度参选美国总统。在乔布斯被放逐的岁月中，首富比尔·盖茨是全世界敬仰的神奇小子。接下来是杰克·韦尔奇。

　　艾科卡早已成为明日黄花。他偶尔还会出来强调美国和当今世界上领导者与领导力的稀缺。在吉姆·科林斯的一本书中，艾科卡还成为他所讨论的两种类型企业领导者中带有负面性质的一种，尽管魅力四射，颇受媒体和大众欢迎，但难以帮助公司达到基业长青。比尔·盖茨在乔布斯的对比下成了一名品位不佳的生意人，看上去他现在所做的慈善事业也没为他加分多少。杰克·韦尔奇在退休后经历了一场伤筋动骨的离婚案，而且由于缺乏了一家万众瞩目的公司作为表演领导艺术的舞台，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也大不如从前。

　　曾经上演的历史，以及公众注意力的短暂，都告诉我们眼下这种对史蒂夫·乔布斯的崇拜热潮早晚都会过去。除非我们能对他有再次的发现，借助于一个更加杰出的作家，或者电影导演—他的传记电影还没拍出来呢！

　　理智者会强调苹果公司能否持续强大对人们认识乔布斯的作用至关重要。乔布斯本人毫无疑问想要创造一家能够传承下去的公司，就像他曾经向往的惠普和他曾经的对手IBM一样。苹果公司的继续前进有助于他像惠普的两位创始人，以及IBM的沃森父子那样还会被商业史作家和商学院教授不时提及。但我们很难知道这其中有多大程度要靠幸运，而他个人领导风格的独特性又如何跟这种传承兼容。

　　无论如何，一个人能够成为当下的英雄，必定是因为他在某种程度踏中了时代的节拍。变化无常的公众情绪正是随着这种节拍在舞动。那些真心尊敬他，想要从他的身上获得力量与经验的人，也许会被这种大众的激情所淹没。从这个角度讲，当人们不再以谈论乔布斯为时尚时，也许他带给人的真正启发就会慢慢浮现。

　　有时候，一个天才最大的价值，不是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已有的世界，而在于他在多大程度上激发了其他天才的创造力。乔布斯本人也是这样的例子。当我们在感慨索尼的衰落时，是否还记得盛田昭夫对乔布斯在产品设计与创意上的启发？或者，你知道埃德温·兰德是谁吗？

　　［对话］

　　“中国没有乔布斯，美国没有任正非”

　　他的悲剧性、他的戏剧性让他没有办法被超越。当他用这种方式离开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像孔子这种人了

　　文 | 特约记者 李翔

　　陈东升在乔布斯逝世后的讨论会上落泪，周鸿祎称自己很羡慕那些见过乔布斯的人，刘强东在提到乔布斯时喜欢加上前缀“伟大的乔布斯”。但他善于激怒人的天赋显然也让一些中国的商业精英们不快。阎炎在第一次同乔布斯打过交道之后对自己的朋友爆出粗口。王微则称他在同乔布斯见面时无论自己如何解释土豆，乔布斯只是说，“你是在偷。”这让他颇为郁闷，直到他重新翻出《硅谷海盗》，看到年轻的乔布斯愉快地在电影中引用毕加索的话说：“好的艺术家只是照抄，而伟大的艺术家偷窃灵感。”

　　没有人在谈论他时会缺乏见解。争先恐后地发表对他的看法已经成为潮流。

　　2005年时，还在中国网通任职的田溯宁曾经同记者谈起他对乔布斯的景仰，以及乔布斯在他最艰难的时期如何激励他继续前行。七年时间足以让很多事情发生变化。他再度应邀向记者谈起乔布斯的启发。

　　中国缺乏这种“不同凡想”

　　你现在怎么看乔布斯热潮，尤其最近两三年大家都在谈他，好像把他变成了一种成功学。

　　田溯宁：我没有系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是他的产品确实成为了流行。以前苹果还是很小众的。当我们2003年在一起谈他的时候，乔布斯的故事还没有那么多人关注。但现在，iPhone、iPad的出现，让他成为一个现象。

　　第二个因素，他本身也是最会做Marketing的人。某种意义上来讲他身处世界的中心，他连中国都没有来过，但能够让你们为买他的东西挤破头。在云南的山寨苹果店，我听说那些员工都很自豪地认为自己是在为苹果工作，还有员工0001号。他是一个市场营销天才。从商业成功来讲是Marketing，从更大的角度来讲是让他的理念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另外一个原因，这个人，尤其是在得了病之后，变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戏剧性的人物。

　　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的时代，尤其在中国，越来越平庸了，全世界都找不到偶像，而人们又需要偶像。这是全世界都缺乏英雄的时代。他代表的这种精神，和中国年轻人骨子里追求但又得不到的东西很吻合。中国很缺乏这种“不同凡想”。

　　我觉得他身上本身就有种矛盾的气质。他同时能吸引两类人，一类是叛逆者，一类是成功者；他同时是两者。

　　田溯宁：或者说，他唤起了很多人内心渴望但又得不到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还是有些压抑个性的。每个人在他身上都找到了自己的一部分影子。中国这些知名的企业家似乎都在参与纪念他的过程。但是你可以看到，宁波有乔布斯工程，仍然使用“一个雷锋倒下去、千百个雷锋站起来”那种口号性和系统性的方法来创造乔布斯。

　　我觉得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他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但是又跟这么多人有了关联。至少在近代，有几个企业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也出现了类似于中国为什么没有乔布斯这样的讨论。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田溯宁：这个问题我没有想得特别明白。美国也没有任正非啊！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人的创造力和个性的张扬，至少在过去30年来讲还是非常明显地得以焕发的：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理想和梦想，能够对这个社会有巨大影响和改变。

　　如果从更广阔历史来看，中国这一百多年，变化和创新应该是非常深刻的。我一直觉得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这个民族的血液里还是有很多不安分的东西。不断否定自己，甚至用极端的方式否定自己，在骨子里这也是巨大的商业模式的创新啊。比如像30年之前，几种力量坐下来谈判，重新选定一条道路。不能简单说这个体制就没有创新。包括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每个人都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这个事情我没有想过，我更多的还是从正面的角度看，我们能够从他身上吸取什么营养。在中国，变革的时候，我倒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保持一种谦虚的心态。

　　什么被我们忽略了？

　　很多人会奇怪这点，你不是一个做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产品的企业家，但是你却非常推崇乔布斯。

　　田溯宁：我觉得还是他所代表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尤其是他唤起人热情的特性，和我还是有很多共鸣。他的产品对我个人影响很大。他的戏剧性故事对一个企业家而言非常容易引起共鸣。他做的产品很明显改变了人的生活。我过去无论在亚信还是网通，还是现在做的事情，都是间接在做改变人们生活的事情。至于没有做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产品，这一方面可能是我的遗憾，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种选择。你不可能这辈子什么都做，还都能做得很好。

　　你在讲创新的时候和乔布斯所说的创新还是不是很一致，他主要是在讲产品上的创新和对行业的改变。

　　田溯宁：有人说创新分为三类：商业模式的创新、技术本身的创新和政策的创新。在中国，要想创新，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至少我自己觉得，一个人只能在特定的情况下，做到一定程度。

　　在网通的工作，很多是制度上的创新，国有企业怎么去做，但目标是希望通过一种产品方式的创新，使大家能够享受到比较便宜的宽带生活。现在做云计算也是希望往这边走。

　　我自己也在想，从亚信到网通再到云计算，有没有必然的东西。可能每个阶段看起来有很多偶然的东西在起作用。但对我来讲，每个阶段都是希望信息获得的成本能够下降。互联网、宽带和云都是如此。信息获得成本的下降对我们很多人都非常重要。在封闭的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核心还是最快速、最简单地获得知识。这种追求我没有变。当时为什么去网通做宽带光纤，我觉得很难拒绝这个机会。包括云计算，我从47岁开始做这件事情，也是从这个角度去想的。

　　至于是不是能够用一个产品来表现，这个事情我也想过很多遍。有两种不同的影响力获得的方式，一个是通过产品，让人能够使用，以此来获得影响力；另一件事情是做基础设施，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可以做很多事情。第一种方式可能影响力会更大，商业价值可能也会更高；第二种方式，可能更基础。

　　为什么我花很多精力做基础因素而且乐此不疲，我自己想，可能的要素还是两点。第一，我毕竟不是一个技术创新者，我自己的教育背景决定，我不是一个对技术对软件很熟悉的人，不是自己能够做出产品、写出软件的人。但很多人是这样的。而要做一个基础设施的事情，无论是电信的基础设施，还是现在的软件和硬件的基础设施，我可能自信心更强一些。你让我做一些B2C的东西，我能不能像周鸿祎一样，想出一个东西大家都来用，或者想出一件事情能抓住大众的心理，我没有那么多自信。这是遗憾也好，对自己特点的认识也好，但人一辈子能做的事情毕竟有限。

　　这是乔布斯最擅长的，直接抵达消费者。

　　田溯宁：对，更直接。这个事情也是我不断问自己的一件事情。每次看到这样的事情，我就发现我的判断力没有到最好。以前讲对用户的判断，互联网上可能是周鸿祎也好、马云也好，有很强的判断力；传统商业上，史玉柱能挖掘出人内心想要但又不好说出口的东西。这方面我一直没有太强的判断力。但是我对技术的趋势，以及对这种趋势在中国的需求（的判断），比别人自信心可能更强一些。这到底是怎样形成的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早期互联网我算是比较早看到这个趋势，宽带也是这样，现在云也是。

　　乔布斯在产品创新上的东西有可能被中国的企业家学过来吗？

　　田溯宁：我觉得产品上的东西好学，背后的东西很难。

　　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呢？

　　田溯宁：我们这段时间热衷谈乔布斯，但可能忽视了这一点。背后的这套东西还是软件，他30年来就没有离开过这一点。他最早做MAC OS，之后离开苹果，做了NeXT，NeXT的硬件不成功，但后台的软件很好。当他做iPod的时候，大家都看到这个漂亮的“完美之物”，反而有些忽略了后面的iTunes。其实他很早就做云架构了。他很早就看到了未来的方向。云架构特别重要的是，你要有套软件能把端的资源和云的资源管理好。

　　上次我跟马云一起见他，跟他谈过软件问题。他就觉得中国人写不好大软件，这让我印象特别深。我说未来的中国市场，下一步会是大的基础架构创新。亚信现在做软件做得不错，给了我很多信心。他就说：I don’t think Chinese can write big software。当然，当时听起来还挺不高兴。但是仔细想想，这群人，他跟比尔·盖茨可以说建立了软件工业。这个东西不是特别好学，它有一个传统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外观这一套东西相对容易做，能做得更漂亮、更便宜，但是后台的软件要写好很难。而且软件后面其实还是一个想法，这个可不太容易。软件是一种观念，即你认为知识应该怎么获得更有效，资源应该怎样调配更好。

　　大的系统软件的框架，短期内我觉得是非常难以模仿的。我理解软件的核心是一种知识的重新组织的过程。这个框架涉及到一种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的形成，是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训练的。

　　乔布斯自己经常讲，他对比尔·盖茨最负面的评价是：盖茨没有品位。品位背后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对世界的观念，一个人认为世界应该是怎么样。所以你看，乔布斯认为，世界不应该是混乱的，所以他的系统是封闭的。他认为知识需要管理，需要编辑，需要重新组织，这一套观念反映在他的整个软件架构中。

　　乔布斯的粗暴与友善

　　你是怎么知道他去世的消息的？是看新闻，还是朋友告诉你的？

　　田溯宁：早上起来，我在硅谷的朋友给了我一个短信，说乔布斯去世了，可能是真的。那时候苹果的站点还没有报道这个消息。当时我在沈阳看我姥姥，她已经96岁。看到短信之后我就上了苹果的网站，要核实一下。这时我另外一个美国朋友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It’s real”。然后我也给几个朋友发了短信。我觉得还是比较突然。可能你不希望这个人真的死去，而且他一个月前才离开公司，马上还要发传记。这些让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不会这么快离开。而且此前关于他身体的消息都已经传得没有必要再传了。大家已经开始称他为“乔不死”。所以还是非常震惊。当然我也没有想到他的去世会对这么多人有这么大影响。

　　如果再次让你跟他交谈的话，你会问他什么问题？

　　田溯宁：我跟他上一次见面比较偶然。那天早上，知道他去世之后，我就在想，我那天到底跟他谈什么了？我一个一个细节来考虑，但好像没有特别印象深的东西。然后我还给我的助理打电话。因为他给我写过两封Email，我让她帮我找到这两封邮件。它们存在我另外一个电脑里。我希望把电子邮件找到，能够回想出有些什么值得回忆的东西，毕竟很珍贵。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看到我拿的手机，就说，你拿过来给我看下。他拿过去之后玩了两三分钟，像把玩古玩一样把玩那个手机。然后我就问他，你会不会做手机？他笑而未答。

　　走出门的时候我还是挺失望的。晚上跟我一个朋友大卫·谢夫（作家，曾为《花花公子》杂志做过乔布斯的访问）说，几乎所有你认为你特别想见的人，一般见面后都是有些失望，这是基本规律。如果是你特别尊敬的人，你最好就不要见面。我说我今天是有点失望的。

　　如果我今天再见到他，我肯定会在云方面问他很多问题。我有许多具体的问题。我想了解我对苹果架构的判断是不是和他想的一样。他是不是在做iPhone和iTunes的过程中，就已经把云的架构做出来了？因为现在云最重要的挑战是，过去的操作系统只能管理一台服务器或者一个机器，像我们用的PC；未来的后台要管理可能几十万台、几百万台终端，这种操作系统和架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也想问他App Store的后台架构是不是已经做好了？

　　另外iCloud到底是什么？将来所有的应用程序，是不是我们摁一下就传输到了云里，这个云就是我们大脑的延伸。

　　在这之后我还要问他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你的iCloud，中国人的信息和数据全放到你这儿了，那你是把数据中心放到美国还是放到中国？无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这是将来非常尖锐的一个问题。

　　很多媒体也会讨论，谁是乔布斯的接班人。比如马克·扎克伯格。

　　田溯宁：我没有想过，媒体愿意讨论这个话题，但我觉得一个人很难跟一个离去的人，尤其是在他最光辉的时候离去的人竞争。几乎不可能。他身上笼罩的光环已经非常难打破。他在事业最高峰的时候离开了苹果，而且是用这种悲剧的方式，因此没有办法跟他竞争。他的悲剧性、他的戏剧性让他没有办法被超越。当他用这种方式离开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像孔子这种人了。可以说在企业家历史上，也很少有人能跟他相比。或许爱迪生可以？人们已经把他神化了，去继承这样的人，或者和他竞争，非常难。他所有的缺点都会被弱化，所有的优点都会被放大。人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他。

　　其实也有很多人谈到他的一些缺点，比如说在苹果的供应商里可能会有血汗工厂，可能会有污染。比如说他不做慈善，内部管理很粗暴之类。

　　田溯宁：我记得德鲁克说过一句话，一个优秀的领导在某一方面非常优秀时，一定有很多方面是非常弱的，就像山峰要有山谷一样，这是不可避免的。

　　你没办法要求人完美无缺。虽然人人都希望英雄是完美的。你可以说他应该为美国政治做更多的事情，可以为世界和平做更多的事情，因为他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但我想可能他的性格中的很多东西他自己很难克服。他的经历造成他的脾气不好。阎炎也跟我讲过他跟乔布斯有限的交往。乔布斯非常简单粗暴。

　　他的性格肯定跟他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也有可能他觉得自己在向一个很伟大的目标努力，没有其它事情值得他付出时间。另外一种可能是没有跟他真正成为至交。老默和温迪（默多克与邓文迪），乔布斯最后一个生日他们一起吃了晚饭，在乔布斯家里。温迪就跟我讲，他是非常友善的一个人。

　　慈善这个事情，我不是很清楚。但我相信他不是对财富非常贪婪的人。他重新到苹果工作时也不要工资，自己也没有什么花费，他不是那种生活很奢侈的人。我相信他肯定有很多的DARK SIDE，这是HUMAN BE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