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味的贫困县

　　云南曲靖市下属的富源县一边入选西部百强县，一边又位列国家级贫困县。哪边才是现实的真相?

　　 编者按/ 2012年3月19日，最新的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下称“国贫县”)名单对外发布，这份名单距上一份名单公布已经11年。

　　仔细观察此份名单，我们发现，部分位居2011年中旬公布的百强县名单中的县也混迹于“国贫县”行列，其中河南栾川县位居中部百强县42位，云南富源县位居西部百强县45位，重庆开县位居西部百强县77位，广西田东县位居西部百强县94位。

　　如此发现，让我们感觉“国贫县”似乎已然变味。为何这些全国百强县依然会出现在“国贫县”的名单中?他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国贫县”帽子的后面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

　　《中国经营报》记者选择西部的云南富源县和中部的河南栾川县进行实地调查，试图揭开这些“国贫县”中百强县的面纱和发展当中面临的问题，并试图从体制机制上反思“国贫县”缘何变味。

　　一边入选西部百强县，一边又位列国家级贫困县

　　双面富源

　　一边入选西部百强县，一边又位列国家级贫困县。哪边才是现实的真相?

　　富源，地处滇黔边界的一个云南偏远县。3月19日，云南曲靖市下属的富源县再次位列592个“国贫县”之一。10年前的2001年，富源县首次被纳入“国贫县”名单。

　　而与此同时，在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此前发布的2011年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名单中，富源县也同样位列其中。事实上，从2006年开始，富源县已经连续6年入选西部百强县榜单，排位则从81位一路上升到45位。

　　戴着贫困和富裕双重面具的富源，如同《蝙蝠侠》中的双面人一般，让人真伪难辨。

　　经济领先的“国贫县”

　　戴着“国贫县”帽子的富源绝非一个穷县。

　　“在曲靖的9个市区县中，富源的经济实力在前三位。”富源县县委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富源县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1年该县GDP总值达到133.7亿元。财政总收入完成29.4亿元，其中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10.3亿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210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21255元。各项数据的年度增长额在13%到36%之间。在西部地区，这些数据可谓表现优异。

　　云南曲靖市下属的富源县一边入选西部百强县，一边又位列国家级贫困县。哪边才是现实的真相?

　　而在此前一年，富源县已经提出要在5年之内“确保全县经济综合实力在全省排位‘进十争五’”。在该县的“十二五”规划中，富源的GDP目标为300亿元。由于综合经济实力突出，除了连续多年入选“西部百强县”榜单外，富源也多次被云南省政府表彰，被列为全省首批县域经济发展试点县，连续4年获评“云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

　　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综合经济实力，即使在云南省第二大工业城市曲靖全境也并不多见。

　　但正是这个区域经济“先进县”，将“国贫县”的帽子戴了整整10年，并且还将继续戴下去。

　　与政府工作报告中凯歌高奏相比，在富源县扶贫工作的相关文件中展现出来的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富源县扶贫办秘书科科长汪东权表示，由于现有贫困人口大多生活在山区，交通不便、资源匮乏，生态与生活环境恶劣，“扶贫的难度依旧很大”。在全县159个村中，还有100个村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包括生活、就学、就医、就业、饮水等八大方面的难题。

　　根据富源县扶贫办提供的文件显示，富源县作为国家扶贫开发的重点县，“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据该县扶贫办副主任王富友介绍，富源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大县，按照国家最新确定的农村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新贫困线标准，“全县还有43.8万人仍处在贫困线以下”。而富源县人口总量为78.5万人。这就意味着全县55%的人口还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两组不同的数据，为外界勾勒出了两个完全迥异的富源。

　　按照国家最新确定的农村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贫困线标准来看，富源2011年5210元的农村人均纯收入已经超过该标准一倍。实际上，早在2006年，富源县公布农村人均纯收入就已经达到这一标准。富源为何还能入选“国贫县”?

　　“外界并没有搞明白我们看似矛盾的数据背后的原因。”富源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何保国觉得外界对于富源的了解有偏差。

　　“80%财富掌握在10%人手中”

　　云南曲靖市下属的富源县一边入选西部百强县，一边又位列国家级贫困县。哪边才是现实的真相?

　　4月18日，晴朗无雨。与云南大多数地方一样，富源已经进入第四个大旱的年头。

　　位于富源县后所镇的双诺村已经在国内媒体上多次出现。该村村民入地百米，在地缝中艰难取水的场景像一根针扎在众多国人的心里。然而，贫穷，才是这里深入骨髓的疼痛。

　　27岁的敖石所裹着一件破旧T恤，坐在树荫下，点上一筒水烟。面容愁倦的妻子抱着不满两岁的小儿子坐在一旁，闷不吭声。在他们身后有三间铺满尘灰的平房，前面用红砖砌，后墙则全是泥砖。这所房子是敖石所十多年前打工挣钱修建的。

　　“以前没有干旱的时候，一下雨后墙就渗水进屋。”以前他还为这个事烦恼过，连续4年的干旱已经让这个问题自动消失。

　　敖石所现在有着更大的担心。“正常年份，家里种的包谷和土豆也只够半年的口粮。干了几年，减产4成以上，日子更难过。”敖石所挤出一丝笑容，木讷而生硬。要不是修建家里两口水窖，和村里绝大多数的青壮年一样——他春节后就该到后所镇上的某家煤矿挖煤去了。

　　但挖煤也挣不了多少钱。“打的临时工，多的时候一个月1000多元，少的时候只有几百元。”父亲前年从房后的树上跌下来伤了腿，母亲有严重的风湿。家里老老小小7口人只能依靠他和20岁的弟弟务工挣钱。“一年到头，连地里出的带打工，也只能挣六七千元。”家里至今还欠着一万多元的医药费。而正在请人修建的两口水窖造价是8000元，虽然政府每口水窖补助2500元，但剩下的3000元敖石所只能欠着。“等以后在煤矿挣了钱再还。”

　　在双诺村，像敖石所这样极度贫困的家庭比比皆是。在很多地方已经难以见到的土坯房，在双诺村里仍四处可见。除了少量的老人和妇孺，村里难以见到青壮年男人，异常安静。双诺村的沉默与凋敝像凝固的日头，挥之难去。

　　“按照国家最新公布的农村人口2300元年平均纯收入的贫困线标准，全村3000多人全部在贫困线以下。”双诺村村支书陈红松表示。而据后所镇党委副书记吕国武介绍，整个后所镇6.8万人口中，有30%的农村人口年均纯收入在2300元的贫困线标准以下。“即使超过贫困线的，很多也是脱贫标准不高，只能是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云南曲靖市下属的富源县一边入选西部百强县，一边又位列国家级贫困县。哪边才是现实的真相?

　　而与敖石所等贫困村民迥异的人生就在几公里之外。

　　在离后所镇10多公里的县城，会经常有玛莎拉蒂等各类豪车在县城各个角落闪现。“前不久一个煤老板才买了一辆400多万元的林肯。”县城的出租车司机老杨对豪车已经见惯不惊。

　　而这些豪车的主人无一不是富源当地的煤矿主——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后所镇。在并不豪华的县城里，除了豪车，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大量的酒店。这个偏远的县份甚至有一家准五星级酒店。

　　“80%的财富掌握在不到10%的人手中。”在富源，这样的言论在采访中多次听到。

　　“富源的贫富差距太大了。”该县宣传部副部长何保国表示，这是富源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富源巨大的贫富差距的根源是煤矿。据了解，富源是云南省煤矿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县份，也是全国最大的无烟煤产区，煤炭储量超过150亿吨。而从1999年开始的煤矿改制，让大量的村镇集体产权的煤矿成为私人企业，黑金造富浪潮也随之涌来。

　　“煤老板一吨煤最少的时候也能挣200元，一个煤矿一年挣个几千万、上亿元并不困难。” 后所镇党委副书记吕国武表示。

　　“一夜之间，富源就成为暴富者的天下。”一位富源县政府人士表示，许多煤老板当初都是从农民和矿工转变而来。

　　“实际上大多数农民还是很贫困。去年我们农村人均纯收入是5210元，看起来远远超过了2300元的贫困线。但是这个数据是身价几千万、上亿元的煤老板的收入拉抬起来的。他们大多数也是农村人口，要纳入统计范围。但并不能真实反应普通农民的收入水平。”富源县扶贫办有关人士表示。

　　据了解，由于大规模煤矿开采，在富源诱发了大量的地质灾害和环境问题。“包括山体滑坡、地面塌陷、水土流失、水域污染等等。”据当地一位专业人士表示，仅仅是采矿引发的山体滑坡和地面塌陷，就涉及到全县的10个乡镇的100多个自然村。“受灾人口达到24000多人，18000多间房屋受损，耕地损毁1363亩。”煤矿主与村民之间的矛盾也日渐突出。“贫富差距的极速扩大让民间产生了一些仇富、仇官的心理。”一位富源当地的官员表示。

　　云南曲靖市下属的富源县一边入选西部百强县，一边又位列国家级贫困县。哪边才是现实的真相?

　　巨大的贫富差距也令当地政府担忧。如何减少贫富差距也成为当地的一个重要课题。富源的尝试是“矿村共建”。动员先富裕起来的煤老板以捐资、捐建等形式参与当地的扶贫工作，缓和社会矛盾，弥补扶贫资金不足，带动当地发展。在政府的号召和动员下，从2006年以后，当地的矿主开始逐步参与捐资修路、修学校等公益事业。仅去年100多家煤矿就捐资两亿元用于当地公益扶贫。“捐资最多的矿主已经有上亿元。”一位政府人士表示，虽然煤矿主参与当地扶贫工作的深度在逐步加大，但巨大的贫富差距现实依旧还将长期存在。

　　贫困帽子背后的利益诱惑

　　在富源县官方看来，富源有着足够的理由获得“国贫县”的帽子。

　　但在外界受访人士看来，富源戴上“国贫县”帽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会运作”。“富源整体经济实力摆在那里的，周边很多比它穷的县份对富源进‘国贫县’颇有微词。富源是顶着压力保住这顶帽子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表示，比富源有资格进入“国贫县”的县份有很多。

　　据了解，目前的“国贫县”的评定是由当地政府上报云南省政府，省政府再根据本省的情况统筹确定“国贫县”名单后，再报国务院扶贫办备案。“权限下放到省里，就看哪个县会运作了。国家级贫困县的称号闻着臭、吃着香，想争着戴这顶帽子的人多着呢。就看你能不能争的到，保的住。”

　　事实上，有没有一顶“国贫县”帽子，差异是很大的。

　　根据国家相关的扶贫政策，“国贫县”各部委对贫困地区、贫困县都有政策倾斜和非专项的转移支付。同时帮扶单位有一些专门针对贫困地区的项目支持。此外包括“四税返还”、农业生产低价电，甚至在医疗、教育等方面都有所照顾。

　　政策、资金红利是“国贫县”对地方县份最具吸引力的一点。

　　政策红利带来巨大利益在富源身上也得到充分体现。仅仅是“十一五”期间，富源县获得的各类扶贫资金就达到近12亿元，其中来自中央省市各级的财政资金就有3.48亿元。同时，“国贫县”头衔还帮助富源县在国债资金、新农合补助资金、小额信贷等方面获得了近6亿元的资金倾斜。同时10余个产业扶贫目也落在了富源。

　　云南曲靖市下属的富源县一边入选西部百强县，一边又位列国家级贫困县。哪边才是现实的真相?

　　“贫困线标准提高到2300元后，来自上面各级政府和系统的项目带动和资金投入还会更高。谁愿意丢掉这顶帽子。”

　　正是因为如此，在过去10年中，各个地方对于“国贫县”的争夺从来没有停止过。

　　富源县在帽子争夺战的两次竞争中都获得了胜利。

　　早在2000年国家准备确定第三批“国贫县”名单时，当时的富源县主要领导就亲自带队前往国家扶贫办和省里做工作。一位了解富源县扶贫历史的人士回忆说，当时做了“很多工作”，富源如愿入列第三批“国贫县”名单。

　　而在10年之后的2010年，随着新一轮“国贫县”申报工作展开。包括富源县在内的各个县市又开始新一轮的竞争。而随着富源经济的快速崛起，富源再次“入围”的难度也大大增加。

　　云南省扶贫系统的一位人士表示，目前我国在确定“国贫县”时，主要的参考指标是依据当地的贫困人口数量、人均纯收入、当地的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入等数据。在申报“国贫县”时，地方县份一般会有针对性的“筛选”指标。“这个指标要能充分说明当地的贫困状况”。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 当地政府还会对部分指标进行“相应而合理的调整”，以利申报。而获得国家扶贫系统和省级部门的认可则至为关键。跑部进京、动用各种资源游说疏通也就成为各个有意争夺“国贫县”帽子的地方政府竞相施展的手段。

　　按照“一进一出”的原则，此次确定的“国贫县”总量没有增减。“新进一个，就要退出一个。曲靖只有两个‘国贫县’名额。大把经济更落后的县盯着，富源这次能继续留在名单里面并不容易。”该人士含蓄地表示。

　　记者观察

　　扶贫求变

　　富源以经济强县的身份入列“国贫县”毫无疑问是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扶贫现象。

　　暂且不论富源是否因为“县强而民穷”、“极度拉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了该县同时出现在两份迥然相异的名单上。仅就“国贫县”这些年在评定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各种复杂的“运作”，也已说明“贫困县”制度模式存在着巨大的漏洞。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李小云看来，“贫困县”的扶贫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地方与中央在资金分配方面博弈的制度条件和引发腐败的制度根源。

　　云南曲靖市下属的富源县一边入选西部百强县，一边又位列国家级贫困县。哪边才是现实的真相?

　　近年的研究表明，贫困人口的分布已经呈现出小集中、大分散的局面，50%的贫困人口已经不再集中在贫困县内。贫困目前最突出体现的一些大的片区，尤其是各省边远以及交界之处。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新近出台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年~2020年》中提出，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将成为今后扶贫工作的重点。而国家也鼓励各地贫困县逐渐脱帽，贫困县模式将渐渐淡出历史舞台。

　　但对于地方“贫困县”而言，去掉既得的利益，当然是心有不甘。长期的政策和资金红利使得贫困县习惯于这些现实的利益，难以割舍。虽然这顶“贫困帽子”戴着很温暖，但是仅仅是耽于享受资金和政策重新分配的红利，而忽略对当地经济制度的改革，从深层次寻找发展的推动力，无疑也将埋下潜藏的危险。富源近年来能迅速在经济上崛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资源型县份的身份，近年资源价格的迅速上涨催生了该县的财富浪潮，也迅速拉动了当地GDP的快速飙升。但中央省市的鼎力支持和地方财力的迅猛增长还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推动富源进入一个良性安全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在采访中，一位富源官员不无忧虑地表示，在15年内富源的煤炭资源就可能会枯竭。“到时候富源没有了煤，靠什么发展?那时倒真有可能倒退成真正的贫困县。”

　　经济繁荣民生凋敝 巨额财政难惠于民

　　河南栾川怪象：富县穷民

　　河南省宜阳县心生妒意。

　　在时隔11年后，国务院公布了新一轮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下称“国贫县”)的名单。而这份名单中，河南省宜阳和栾川两个相邻的县都位列其中。但不同的是，无论是GDP、财政收入还是人均GDP都比宜阳高的栾川县还戴着另外一顶帽子——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范围内的“国贫县”。

　　而作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则可享受到更多的优惠政策，这正是让邻县宜阳“妒忌”的原由。河南省扶贫办为此还专门打电话给宜阳县，进行了好一通安抚。

　　位居全国中部百强县42位、2011年度财政收入以15亿元在河南省名列前茅的栾川县何以能够获得两顶“国贫县”的帽子?

　　云南曲靖市下属的富源县一边入选西部百强县，一边又位列国家级贫困县。哪边才是现实的真相?

　　为何是栾川?

　　栾川一方面担心自己财政收入太高，但另一方面栾川的农村人口收入极低。

　　栾川县属洛阳市，位于豫西伏牛山区，全县山多地少，其总人口31.68万人，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

　　栾川官方对于贫困县的话题保持着难以理解的低调，但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栾川为了进入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多年前就顶着“国贫县”帽子的栾川县，如今又顶了一个“贫困帽子”，这顶新帽子就是申报进入集中连片区，据悉，该县在申请这项“贫困帽子”时也很矛盾。

　　河南省政府扶贫办主任张成智告诉记者，栾川一方面担心自己财政收入太高，但另一方面栾川的农村人口收入极低。张成智说，当时栾川县委书记、县长在电话里向他表达了这种担心。不过最终经过努力，栾川还是被纳入到了集中连片特殊地区中来。

　　这主要是和栾川县正好处于国家确定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的秦巴山区有关。栾川被纳入主要是遵循了国家“集中”和“连片”的原则，以这个标准衡量，宜阳县则不具备。

　　不过，张成智也坦言，这样的政策设定其实也很不公平。例如，与栾川相邻的宜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比栾川还低，2010年其农民人均纯收入是4600元，比栾川4700元还低100元。“相对于驻马店、周口、商丘等平原地市，更能显现这种不公，因为这些地方的县区收入还不如栾川，但却不属于国家此次确立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经济繁荣民生凋敝

　　由于矿产资源的开发，还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巨大污染，加重了当地贫困程度。

　　头顶两顶国家级贫困县“帽子”的栾川县，是亚洲最大的钼矿产地，这种稀有金属的丰富储量让栾川从贫穷的县城迅速成长为财政收入大县的同时，也将贫富差距拉向两个极端。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洛钼集团为栾川贡献了大约80%以上的财政收入。2011年，该公司2011年全年完成钼精矿36923.6吨，钨精矿11669.8吨，黄金1.4吨，白银104.9吨;实现销售收入139.05亿元，利润总额15.1亿元，上缴税金13.5亿元。

　　云南曲靖市下属的富源县一边入选西部百强县，一边又位列国家级贫困县。哪边才是现实的真相?

　　对于洛钼集团对栾川县的重要性，在栾川县有一个虽夸张但很形象的说法，所有的小卖部和商店都会选择在洛钼集团发工资之前进货。

　　以2011年为例，栾川县财政收入突破15亿元，不过这是建立在钼矿价格高企之上。

　　至今，在栾川街头随意可以听到一夜暴富的故事。但是栾川人也承认，真正富裕的还是少数人。

　　由于矿产资源的开发，还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巨大污染，加重了当地贫困程度。张成智认为，按照现在的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条件来讲，栾川60%的乡村人口都需要搬离。

　　以栾川县赤土店镇郭店村为例，下辖的16个村民组，已经四五个村民组搬迁。之所以搬迁，在于洛钼集团三公司在附近建的一个尾矿坝，被视为危害附近村民安居的“不定时炸弹”。

　　2010年7月24日，栾川县一处名为干江沟的尾矿坝溃坝，导致数十人死亡。据栾川人描述，大量洪水夹杂着尾矿砂和巨石从200米处的高空呼啸飞出，巨大的落差产生的能量让数百亩良田和上百户民居毁于一旦。这起事故为当地政府敲响了警钟，也让生活在尾矿坝附近的村民产生不安全感。据了解，在栾川境内，共有尾矿坝197座。

　　巨额财政支配之谜

　　不仅巨额财政收入并未大规模地用于扶贫，而且其少部分扶贫资金也并未取得良好的效果。

　　如果单纯从财政收入来讲，栾川不应该算是贫困县，一个财政收入在河南省名列前茅的县份，每年还能享受到数亿元各种扶贫款和转移支付，其贫困发生率却依然很高。根据河南省扶贫办做的一次贫困人口重新识别，栾川30多万人中，贫困人口年均收入在2300元以下的还有47180人。贫困发生率达到16%以上，超过了河南全省14%的平均水平。

　　“国贫县”的帽子给栾川县带来的好处不可低估。该县财政局发表的2007年的预算执行报告，转移支付等外来补助不可小视。2007年，县本级一般预算收入完成50726万元。税收返还2532万元，所得税基数返还781万元，上级转移支付等补助16091万元，当年县本级财力85942万元，加上预算执行中上级专项追加11872万元和上年结转项目1454万元，年终县本级支出预算调整为99268万元;仅转移支付与专项追加两项就高达27963万元，占一般预算收入50%以上的规模。

　　云南曲靖市下属的富源县一边入选西部百强县，一边又位列国家级贫困县。哪边才是现实的真相?

　　2007年，栾川县财政收入完成101168万元，加上“国贫县”带来的收入，其全年财力达到了126273万元。

　　但这么高的财政收入，却并没有太多用于扶贫。

　　从其公开公布的专项支出可以看出，2007年，该县财政预算支出和扶贫直接相关的花销主要如下：投入财政扶贫(含以工代赈)资金1478万元。投入乡镇敬老院建设专项资金127万元。投入资金1940.4万元，对全县2009户贫困群众危房改造项目进行补贴。全年共拨付农村低保资金381万元。拨付城镇低保资金291万元。投入五保供养资金219万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出1279万元。安排城乡困难群众补充医疗保险115万元。

　　这些项目的总花费金额为5830.4万元，占其全年财政支出的5%不到。

　　不仅巨额财政收入并未大规模地用于扶贫，而且其少部分扶贫资金也并未取得良好的效果。

　　记者了解到，整村推进和整体搬迁是栾川县扶贫工作最主要的工作内容。然而这种花钱多的扶贫方式的效果并不一定乐观。

　　以杨树洼村为例，搬迁过后，其土地生产的粮食仅够自家用，大多数村民选择外出打工或者种植一些核桃树或药材要生活。据村民称，一颗核桃树每年的收益能达到2000元，但是这些收益并不在强征方考量之列。

　　综合计算，杨树洼的村民每人约拿到了5万元的补偿款，生产资料却永远失去了。按当地政府的安排住进了郭店镇政府对面的一个新农村社区，但是那里只有一个地基，村民必须在那个地基上建造统一式样的房屋——两层半的别墅样式的房子，统一刷颜色。

　　村民称，这样很不合理，光建房的成本达到25万元，这并不是谁家都能支付得起的。许多村民借钱建好房子住进去，但是身后却是一身债务。虽然比山上的房子住着舒服，但是生活方式的变化，让许多村民不适应，许多村民大都闲置在家，因为远在山上的生产资料无法再产生价值。

　　记者到栾川县采访期间，多次联系栾川县政府有关方面，但相关负责人对记者的采访三缄其口，栾川县扶贫办纪检组长王静宜告诉记者，关于扶贫的事情，我们都不知情，还是需要王景韬主任(该县扶贫办主任)回答，记者短信联系王景韬，他称在洛阳开会，此后对于记者的电话和短信均不予以回应。

　　云南曲靖市下属的富源县一边入选西部百强县，一边又位列国家级贫困县。哪边才是现实的真相?

　　2010年中央财政综合扶贫投入分配情况

　　619亿元用于支持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农业生产

　　566亿元用于支持农村贫困地区改善民生的投入

　　222亿元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18亿元用于作为支持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贫困地区发展的转移支付资金

　　2001~2010年国家专项扶贫资金使用情况

　　国家专项扶贫资金包括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地方专项配套资金。2001年～2010年，国家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2043.8亿元。1457.2亿元用于国家贫困县和省级贫困县，占71.3%，县均投入1.36亿元人民币。2010年，国家专项扶贫资金为349.3亿元，是2001年的2.7倍。

　　访谈

　　“国贫县”不能终身制

　　访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

　　为何一些百强县依然会出现在“国贫县”名单中?如何从体制机制上杜绝这种事情的发生，以确保国家扶贫资金用到实处?对此问题，《中国经营报》记者对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进行了专访。

　　“国贫县”十年评一次的隐忧

　　《中国经营报》：为何一些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县市，也能入选“国贫县”?我国“国贫县”评定具体标准是什么?

　　李实：“国贫县”名单是中央综合各项经济指标统筹制定的，比如2001年那一年调整的主要依据是对所有农牧业旗县1997~1999年三年的粮食人均占有量、牲畜人均占有量、人均纯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水浇地占有量及贫困发生率等因素的加权对比。

　　当然，在制定名单时，国家和地方会考虑对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和边境地区的倾斜。

　　但大部分“国贫县”主要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确定的，经过近20年的发展，在扶贫资金和政策的支持下，部分“国贫县”得到了比其他县更快的发展速度，现在已经完全脱贫了，经济上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但由于国家缺乏一套科学、规范、有效的评估机制，没有这套机制，就不能将已经超出国家贫困标准的县退出扶贫范围。

　　云南曲靖市下属的富源县一边入选西部百强县，一边又位列国家级贫困县。哪边才是现实的真相?

　　《中国经营报》：为何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县市，都争相想进入“国贫县”名单之列?“国贫县”能获得哪些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

　　李实：第一，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根据各个县的人口而定，少则1000万，多则几千万元。这个钱是各县政府可以直接使用。第二，可获各种专项扶贫贷款，如贴息贷款。第三，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对国际级贫困县的力度肯定更大一些。

　　第四，一些行业性扶贫项目诸如水利、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项目。这些项目往往和专项资金连在一起，比如说以工代赈项目。还有很多的惠农政策，最初都是在一些“国贫县”试点。

　　扶贫效果亟须建立监控系统

　　《中国经营报》：那么，对于全国百强县依然混迹于“国贫县”之列，国家主管部门为何听之任之?这背后凸显了哪些体制机制上的问题?

　　李实：当然，对于这样的情况，国务院扶贫办也看到了，也在考虑这些事情。但他们的职能更多地是在政策制定上，没有更多的精力进行扶贫政策的效果评估。

　　目前，我们对扶贫效果，只有单个的项目会对其进行评估。但对于中国整体扶贫资金的使用效果，对于“国贫县”在扶贫方面取得了哪些实际进展，还没有进行过综合性的评估。

　　因此，目前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全面的监控系统，知道每个“国贫县”在扶贫方面取得了什么进展。要对资金使用效率，政策是否落实，是否浪费、挪用、贪污等情况进行全方位监督。

　　我建议要有第三方的评估委员会，制定评估规则和评估程序，对扶贫效果进行独立的评估。

　　此外，要建立比较全面科学的信息系统，没有信息，怎么做得了评估?当前，我国很多“国贫县”的相关信息系统就很不健全。

　　目前，我国国家统计局是扶贫效果监测单位，但他们只是部分地监测。监测的信息也不公开，信息的使用受到很大的限制。

　　《中国经营报》：实际上，政府要建立这样的信息系统和监测系统，现在看来，从技术上来讲也并非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