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司加速 向全球企业公民转型

　　史轩川

　　现在，正值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高潮期，匹配业绩的披露，中石油、中国远洋（隶属于中远集团）等大批企业同时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据统计，2011年前10个月，中国各类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数量已达817份，超过2010年全年发布总量，同比增长23.2%，其中，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是发布CSR报告的主体。

　　“过去10年，得益于政府、智库、媒体等各方力量的推动，中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意识大幅提升，”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资深合伙人、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耐迪贤（Christoph Nettesheim）在赞赏的同时，亦表达了忧虑，“相当数量的公司仍更加偏好采取现金或实物捐赠的模式，对企业公民缺乏全面、深刻理解，如果不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CSR的创新实践和信息互动，将会妨碍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推行。”

　　海外CSR实践

　　无疑，中国公司正成为全球化舞台上的新兴力量。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和BCG联合发布的报告《中国企业国际化新兴最佳实践——全球企业公民挑战》，2006-2010年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以34%的年复合增长率快速增长，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近700亿美元，名列世界第五。

　　相应地，中国企业开始与国外的社区组织发生直接接触，为它们创造了新的经济机会，其中，最明显的是就业和税收——超过80%的中国企业在海外扩张的同时，为海外市场所在地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2010年，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雇佣了近100万名员工，其中，71%为当地居民。华为、中石油、工商银行等公司在海外的雇员有60%以上是本地人，中兴通讯发布的2011年CSR报告显示，其海外市场本地化雇员超过65%。

　　中远集团在此方面的表现更为突出，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波士顿港因主要船公司撤掉航线而陷入危机，9000多名美国人面临失业，主动向中远寻求救援，中远毅然进入，做出了开通波士顿直达班轮航线的决定，当时就为当地保住了9000多个工作岗位，通过运营管理提升，后来又为波士顿港间接新增了7000多个就业岗位。2011年，中远境外员工2958人，其中国内外派人员约占十分之一，九成左右的员工来自当地。

　　事实上，中国企业在CSR方面的实践是多方面的。中国公司在其他国家发生自然灾害时，表现非常慷慨，比如，2010年，华为向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国各捐助了超过100万美元的现金和物资，2011年日本地震，中石化向日本政府捐款人民币3000万元。为了避免安全和环境事故的发生，中化集团研发并部署了一整套覆盖整个业务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HSE）系统，涉及到客户、供应商、承包商等所有利益相关方，采用极其严格的标准，2008年，中化集团在阿联酋乌姆盖万项目应用了HSE管理系统，有效避免了一些油气泄漏及其他环境污染，比如，2010年一整年都没有出现任何安全生产问题。

　　遗憾的是，中国跨国公司在履行CSR的表现受到诸多质疑，甚至遭遇到“新殖民主义”的指责，一大重要原因在于国际化进程中的负面信息吸引了公众和媒体更多注意，甚至被恶意放大了，如大量西方媒体会谈论中国工人挤占了当地人的就业机会，无法与当地社区人民和谐相处等等。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公司实践CSR确实存在过失，比如，不熟悉国际市场的规则，并频频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据报告披露，2009年，四家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一次项目招标过程中出现相互串通的现象，被世界银行裁决为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禁止参与世界银行项目的投标，有关专家保守估计，该项裁决的损失在200亿美元左右。

　　“多赢”的博弈

　　历时10个月、查阅95家拥有大规模海外业务中国公司的CSR报告、走访了130位企业高管和相关专家，世界经济论坛和BCG指出了中国企业成为全球公民的挑战：

　　首先，CSR活动的透明度不足。政府和监管部门鼓励和引导央企和国内上市公司发布CSR报告，但是，截至2010年，仍然有3/4的企业没有做到这一点。除了数量外，已发布的报告无法遵循统一的标准或是缺乏全面的信息，在数据一致性方面几乎没有统一的标准，结构松散——相当部分报告甚至不足10页，而中远集团2011年CSR报告的体量高达187页，类似案例屈指可数，且多数报告“报喜不报忧”，沦为公司正面宣传材料的一部分，极少承认存在的风险和不足。

　　其次，中国企业认识CSR的视野仍然过于狭隘的，其理解停留在公益慈善事业，这有着深厚的国内背景，比如大量中国民众仍然关注捐赠金额而非捐赠本身带来的社会效益，在汶川地震中，此种心态被认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企业一味竞逐捐赠数额。由于社会捐赠的最主要投向是救灾、卫生保健和教育，其不平衡性和主动性更多是一种应急行为，而非对社会事务持续性、积极主动的关注，在国内的认识相当程度左右了在海外的实践。

　　由于中国企业CSR意识的狭隘，又延伸出两大问题：第一，中国企业普遍缺少足够专业的团队来运筹社会责任活动，报告遴选的95个标本多为大型央企和私营企业中的翘楚，也只有20余家企业拥有独立的CSR团队，并投入专门的资源，多数仍然停留在一系列无组织的慈善行为方面；由于往往关注慈善捐赠等CSR的初级层面，大量企业高层将此视作纯粹的“利他行为”——即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来使得社区环境受益的“零和博弈”，限制了其通过创新实现“多赢”的努力，而可持续的CSR实践恰恰应在企业核心竞争力与特定的社会问题之间找到交集，通过业务创新实现一举多得，与股东利益并非矛盾。

　　针对CSR实践遭遇的困惑，报告建议，中国企业首先应设定一个结合企业战略和公民责任的目标，明确公民责任的承担要建立在公司现有能力、经验和技能的基础之上，并由高层牵头，投入重组资源组建专门的团队，将企业公民的要求融入到日常运营之中。比如，中移动、中国宝钢等公司，都研发了责任评价体系或者内部监控系统，以评估公司在CSR方面的表现；其次，应加强信息披露，通过积极参与区域和全球的多方对话平台，与各利益相关方进行有效的沟通，比如中石油和中钢集团出版了面向当地社会的区域性企业公民报告，五矿和中远集团受邀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领军团队LEAD （LEAD由50家在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出全球领导力的跨国企业组成）。

　　而华为公司的实践，充分说明中国企业只要加强组织灵活性，完全可以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在孟加拉国，口香糖是一片一片卖的，香烟是一根一根售出的，民众的支付能力非常低，但是，当地对于移动通讯服务有着切实的需求，比如病人急救、孩子与父母的临终通话等，很不稳定且难以预见的通信需求无法通过传统的分销模式来满足。华为发现，偏远乡村的家庭主妇可以成为“话务女士”（Phone Lady），这些本土化“分销商”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拿着手机在一定范围内活动，谁需要打电话就提供给他，并收取相应的话费，华为为此设计了一套灵活的付费和支付系统。该服务推出后大受欢迎，Phone Lady获得了就业机会，且所得收入是当地平均水平的3倍，而孟加拉国偏远地区的手机覆盖率也提高了50%以上。

　　“事实上，在1970年代，大量欧美公司启动全球扩张的时候，其在CSR的表现一样没有做到尽善尽美，个别公司甚至很糟糕，重要的是，中国企业要正视自身在CSR实践的不足，尽快完成向‘全球企业公民’的转型，以回应全球对这股新崛起商业势力的关切。”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首席商务官顾润贺（Robert Greenhill）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