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道统：解决中国问题的一种方法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姚中秋

　　当代中国最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乃是政统、学统与道统之间的紧张、对立。解决当下严重的文化、社会、政治及国际战略问题，进而实现文明复兴之根本出路，也就在于精英群体更自觉地回归道统，在政体、法律、习俗等各个方面确立中华文明之主体性。

　　道统略说

　　炎、黄之事，久远而难言矣。孔子删《书》，断自尧、舜。尧、舜、皋陶等圣王、圣人“克明俊德，协和万邦”，崇奉天道，构建天下。华夏之道于此凝成定型。

　　禹、汤、文、武、周公秉承此道，创封建之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形成个体和小型共同体之间不同而合、以和而合、和而不同之状态，《礼运篇》所谓“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周为华夏古典文明之巅峰。

　　当礼崩乐坏之际，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定六经，令华夏之道可道、可传。此为道之“文”。孔子以此教导平民子弟，造就儒者之学。儒家士君子是华夏之道的传承者，儒学则形成连绵不绝之学统，此为道之“学”。

　　士君子以儒化成天下，由此形成了一整套信念、价值，它渗透在道教、佛教、民间信仰、甚至基督教中，它塑造了中国人赖以追求尊严和幸福的制度，形成无所不在的风俗。这样的中华风俗乃是道之形而下者。

　　因此，华夏之道统包括道体，作为道之文的“六经”，围绕六经而展开的绵绵不绝的道学也即儒学，以及在历史过程因时而变、而核心价值始终保持稳定的风俗。道就弥漫于华夏共同体各个角落，具体地说，儒家价值弥漫于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社会秩序因为此道而凝聚、形成、维持。

　　当然，人总有其局限性，因此，数千年中国历史中，政统与道统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紧张。尽管如此，不论是皇权，还是精英群体，对道统始终保持敬畏之情，因为他们知道，无道则无秩序。即便北方游牧民族入住华夏，比如蒙元、满清，也承认此一道统。而道统所发挥的作用也正是，灭统治者之人欲，张扬中正之天理，提倡社会治理之正义性，保持文明的活力。

　　这是一个基本历史事实。这一事实确定了一个最为根本的政治哲学命题：不可忽略道统。更具体地说，不论你是否喜欢，中国以儒家为本。儒家是实现社会稳定、获得统治正当性的关键因素。历史上任一朝代，不论通过何种方式取得政权，最终都要归宗于儒家。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立宪政治事件从“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之转换，其关键环节正是接受儒家。而在归宗儒家之后，政权通常就能获得足够的文化正当性，即列为“正统”。整个社会也因为拥有了稳定的主流价值，得以形成和维持秩序。

　　背道而行的二十世纪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中国人开始在一个全新的世界体系中构建现代国民国家（nation-state building）的事业。然而，从二十世纪始，这一事业逐渐偏离华夏道统，越往后越严重，儒家逐渐成为怀疑、批判、甚至摧毁的对象。二十世纪中国就陷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矛盾之中：政治与文化的冲突，也即政统与道统的冲突。

　　这样的冲突在清末变革中已现端倪，二十年代之国民革命有所表现。这两次偏离尚不明显，且迅速回归。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之后即始终坚持主张，自己的理想就是古圣先贤“天下为公”之理想，自己的事业就是华夏道统之现代展开。蒋中正延续这一思路，于国民革命之后开始保守化转向。三十年代的“新生活运动”和六十年代在台湾发动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核心都是自觉接续中华道统，以此赋予政权以历史文化正当性，增加社会凝聚力。而蒋中正的这两个目的也确实都达到了。

　　在大陆，情况则完全不同，出现了政统与道统之严重偏离、对立。延续新文化运动全盘性反传统观念，二十世纪中期，政治权力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摧毁传统的社会、政治运动。此举获得城市知识分子等精英群体的全力协助，由此也形成了一个与传统完全断裂、并且截然对立的思想观念体系，并通过强有力的宣传、教育体系传

　　播到全社会。人们试图在废墟上全盘构建一个现代道统、学统。在这个时代，政统对道统全面开战，权力与生活处于战争状态。

　　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全部问题之总根源正在于此：儒学完全断裂，家庭制度和观念遭到严重冲击，传统信仰遭到抑制。乡村精英遭到毁灭，城市新兴的专业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压制。私有财产制和市场机制被抑制，私人工商业基本消失——而这两者其实古已有之。也就是说，所谓的命令经济及与其相关联的种种政治、文化安排，乃是反道统之必然结果。

　　历史是冷酷的。政统反对道统的结果是社会之严重失序、乃至于无法运转，价值、文化、经济、社会、政治，无不陷入绝境。这就是中国在七十年代末的处境。

　　回归道统已经开始

　　道统具有构造自我恢复之力量。这种力量在五十年代就已经发挥作用。彼时之政治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政治议题之现代转换：有人主张从“马上打天下”转向“马下治天下”，承认自发的风俗，承认私人产权。刘少奇还试图把儒家修身理念引入党员思想训练中。但另外一群人则坚持“马上打天下、马上治天下”的不断革命理念，两者激烈冲突。

　　双方力量对比到七十年代末发生大逆转，“马下治天下”理念开始占据上风。邓小平思想之总体特征是放弃重建道统之雄心。由此，华夏道统得以自我重建。可以说，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全部良性变化之根源，就是道统之自我构建，也即传统之复归。人们一般用“改革开放”来刻画邓小平时代三十多年的历史。但从长远的历史视野看，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之变化其实是政治与文化和解的过程，是政统化解与道统对立的过程。这至少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权力对于不自觉间奉行黄老之术，社会的控制有所放松，放权让利，与民休息。由此而有了传统的私人财产制度、市场制度之复归，此一制度回归与新自由主义无关，而是传统回归之结果，正是它带来局部的自由与奇迹般的经济繁荣。

　　其次，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全盘反儒家之文化与政治狂热趋于缓和。传统的社会组织，比如乡村之宗族，开始自然地回归。中国固有之风俗得以伸展，社会得以重建自治机制。

　　再次，道学复兴，不少人产生了“儒生”之角色自我认知，并潜心于经学研究。在此基础上，思想学术界开始回归儒学，儒家思想研究成为思想学术界的热门。尤其是过去十年间，几乎所有思想流派都在回归儒家传统，即便其价值诉求和政治立场并不相同。

　　过去十年间，不少商业精英也开始回归儒家，归宗于道统。有些企业家运用儒家式管理理念，有些企业家以儒家士君子自我期许。

　　在这些社会自发力量的推动下，执政党开始缓慢地回归。较早的迹象是九十年代初，执政党正面倡导“国学”。随后，它把“中华民族复兴”作为主要政治目标。由此也就开始修正对儒家的态度。当局已承认，孔子乃是中国文明最伟大的象征。为此，将在海外开展文字、文化教育的机构命名为“孔子学院”。在此过程中，儒家的词汇、理念逐步进入官方话语体系中。“和谐社会”纲领的提出是中共对传统治国理念进行的一次相当具有想象力的创造性转化。

　　有了这些变化，去年10月份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中的一句话，也就顺理成章：“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并且指向未来的政治修辞。这句话等于宣告，中共希望化解文化与政治的冲突、政统与道统的对立。

　　为什么会有这么巨大的转变？公报提出两点理由：第一，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更加紧迫。此处所谓“大变革大调整”，说穿了，就是中国在世界上已处于坐二望一的位置。今日中国不得不分担世界领导者之角色，而没有自主而强大的核心价值观和文化力量，就不可能具有世界领导力，而这两者只能来自于绵长而普遍之道统。

　　第二点，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实际上，《论语·子路第十三》孔子师徒的一段对话已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意思：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只有文化人，才会如托克维尔所说，用心灵支配财富。若没有文化来感化人、控制人的欲望，财富的增长必然带来灾祸。当代中国严重的精神、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失序，皆源于忽视乃至敌视心灵价值之物质主义，其具体表现，在政府为增长主义，在民众为拜金主义、消费主义。这是瓦解秩序的力量。当局已经意识到，必须遏制这种力量，而提出文化自觉命题，而这个时代可以依赖的文化，只能是中国既有之文化，也即儒家文化。

　　可以说，当代中国所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变化，实乃华夏道统自我构建之产物。中国的文化、政治精英已经部分自觉地意识到，唯有回归道统，中国的诸多重大问题才有可能地道解决。确实，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国民国家秩序之构建，它涉及精神秩序、文化秩序、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国际战略等多个面相。唯有回归道统，才能重获化人之文，重建仁义礼智，由此才可以重建中国人的精神秩序。由此，中国文明才是实实在在的。通过回归道统，知识与道德、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隔阂才可弥合，社会秩序才有可能重建。通过回归道统，体制内、外或可化解敌意，从而完成制度转型，构建保障人的尊严与自由之制度。同样是透过回归道统，借助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构造“天下”之智慧，中国也可以让世界秩序趋向健全。

　　精英当走出愚昧与盲目

　　但是，当代中国之文化、政治建制对道统之复归是不完整的。全部的阻力来自精英群体，尤其是以反传统为荣的知识精英与迷信物质主义的权力精英所结成的奇怪的文化-政治同盟。

　　毫无疑问，民众的回归意愿是本能而强烈的，过去三十多年间传统的复归系以民众自发的回归为先导。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精英群体及整个主流文化、社会、政治建制，基于种种现代意识形态和惟理主义迷信，对这种回归趋势采取警惕、疑惑、很多时候是抵制的态度。

　　也许可以说，当下中国最为根本的社会文化难题就是，民众向传统回归的强烈意愿，与包括政府在内的精英群体背“道”而驰的愚昧之间的对立。民众不自觉地循道而行，精英群体却因为惟理主义的傲慢和物质主义的盲目，而背对着华夏之道。这正是当代中国未能完成现代国民国家（nation-state）之构建的原因。

　　这也正是过去二十年间精英与民众日趋分立、对立的根源。一般政治、知识、商业精英没有道统意识，也就没有道德伦理意识，反而最先做了物质主义的信徒。由此，他们的道德权威荡然无存，反而成为小丑。另一方面，以社会良心自诩的法、俄式知识分子则坚持反传统立场，对道统开战。但是，随着民众的向道之心增强，此类启蒙者的理性优越感正在变成自怨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