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变老将自动解决高储蓄问题

　　目前执教于圣母大学

　　在近期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温家宝总理表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是今年工作的重点。”

　　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开支推动。正如温总理承认的，长期而言，增长必须通过国内家庭消费需求来实现。以国际标准看，中国家庭消费占GDP总额的比例一直很低。过去十年里，该比例在美国是70%，在日本是57%，在韩国是55%。中国呢？39%。

　　最主要的原因是家庭储蓄很高。2008年，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27%，与1960-1977年的仅3.9%相比，这个数字要高得多。

　　生命周期决定很高的家庭储蓄

　　家庭储蓄的飞速增长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恰好与邓小平开始改革同步。但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开始转变，改变的速度之快，在现代历史上几乎无与伦比。生育率从1967年的平均每位妇女将近六个子女，下降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不足两个。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中国家庭的子女数量开始变少，中国人口平均年龄上升了很多，在未来将继续上升。

　　我和美国圣母大学的同事尼尔森·马克（Nelson Mark）博士、斯蒂文·卢格（Steven Lugauer）博士认为，上述人口结构的变化，可能是家庭储蓄率上升的潜在原因。我们创建了一个经济学模型，利用过去40年的数据来测试，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以及人口的相应老龄化，是否可以解释储蓄率上升的趋势。我们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储蓄率的上升，几乎完全可以以此解释。

　　我们的研究方法围绕的中心是，确认人的生命周期里储蓄与消费倾向的变化。当人们处于工作年龄时，他们通常用收入来养活自己和子女，有时也扶助他们年老的父母，并为未来的养老储蓄。对于年老退休后的个人来说，他们的消费开支主要来自子女的支持，也可能是养老金收入、投资收益，或者早前积累的储蓄。

　　基于这些基本的生命周期的消费与储蓄模式，人口结构变化可以通过三个渠道影响储蓄。第一，随着家庭规模的变小，储蓄率会上升。生育的子女数量变少，可以节省更多可用资源，用于为未来的储蓄。与过去往往有四五个家庭的子女相比，养育一两个子女的家庭，消费占总收入的比例会降低。

　　第二，储蓄提升的另一个原因是人口组成变化的效应：通常主要是工作年龄人群（大约是18-60岁）倾向于储蓄，而在过去30年来，这个群体的人数大有增加。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人现在构成了工作群体的很大部分。

　　最后，子女是人们退休后的收入与扶助的一个重要来源，而随着家庭养育的子女变少，与过去的人相比，父母现在必须更加依赖自己的储蓄来在退休后养活自己。

　　最罕见的“4-2-1”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多么剧烈。题为《人口构成》的这幅图表，使用了联合国提供的历史年龄和预期年龄数据，表示了三个不同年龄群体所占的人口比例。0-17岁年龄群代表儿童数量，61岁以上年龄群大体上反映退休者，其余的18-60岁的人群代表工作年龄人口。

　　最年轻的这个群体的人数减少是非常惊人的，从1971年占总人口的48%降低了将近一半，达到今天的25%。在同一时期，工作年龄人口（主要储蓄者）的比例提高，从45%升到了62%。事实上，今年恰好代表工作年龄人口占比例最高的时期。

　　往前看，工作年龄人口所占比例在未来将下降，其原因则与过去不同。最年轻群体的相对比例将继续下降，而随着当前工作者的逐渐老去，最年老群体的比例将上升到历史性高度。到2030年，退休者的数量将超过儿童，到2050年将达到儿童人数的接近两倍。

　　今天的父母（或工作者）都明白，当他们退休时，只会有很少的子女可以帮助他们。这就是“4-2-1”问题：两位工作者要扶助夫妻两边的父母，还要养育一个孩子。如果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那么对它来说很重要的就是，要比过去积累更多储蓄来为退休做准备。而且，因为寿命的延长，人们的退休后时光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这就需要在今天有更高的储蓄率。

　　高储蓄是合理的

　　家庭储蓄是不是过高了？我们认为，不是。鉴于上述的人口结构变化，事实上，家庭其实是为了一生中的生活需要，而实行最有利的储蓄方案。

　　但我们确实也预计，随着人口平均年龄的提高，储蓄率将会下降。随着工作年龄人口比例的降低，人口组成效应会变得越来越不明显。而且，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他们在退休过程中将开始逐渐消耗自己的储蓄。

　　尽管我们预计家庭储蓄会下降，但政府规划的一些政策将在事实上帮助内需的提高。例如，扩大医疗、养老等社会服务，可以减少工人为退休或未来的医疗开支而不得不积累的储蓄。

　　我们的结论还对国际经济具有意义。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计价的资产，中国的高家庭储蓄率也使这些巨大的国际资本流动成为可能。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已经满腹怨言地表示，这些源于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资本流动，是不灵活的汇率政策造成的结果。我们的研究则显示，中国购买外国资产的原因，也许不是被低估的货币，而主要是家庭储蓄，而这又是为了应对人口结构的变化。鉴于家庭储蓄在很大程度上驱动了这些国际资本流动，因此，对外国政府来说，正确的政策方案也许是耐心等待中国人口的逐渐变老。（刘波/译）